美国一个阵容强大的电影制作班底正在拍摄以南京大屠杀为内容的影片，准备于明年（南京大屠杀70周年）正式公映。这个消息让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深感不安。日本《产经新闻》11月26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美国拍摄反日电影》的文章，对这部影片将对日本国际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美国人第一次制作南京大屠杀的影片，近来有一部名为《南京梦魇》的纪录片在美国各地热映50多场，反响强烈，该片也正在制作日语版本，准备明年推向世界。南京大屠杀一直是日本右翼刻意回避甚至否认的历史事件，但现在的情况表明，国际上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讨论将使这些日本右翼越来越难堪。
■中国版《辛德勒的名单》
美国《华盛顿邮报》这样描述著名制片人泰德·莱恩塞斯决定拍摄南京大屠杀影片的过程：“两年前，莱恩塞斯坐着他的游艇在加勒比海上游弋，突然在一份旧报纸上，他注意到一个名叫张纯如的华裔女子的讣告。此人是畅销书《南京大屠杀》的作者。这个故事让莱恩塞斯大为震惊，由于书中的情景在他脑中不断浮现，他掏出了支票簿。”
这位现年50岁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副总掏出200万美元，成立了一个摄制组，目前该片已经基本完成。影片的摄制组成员包括2003年以纪录片《双子座》一片赢得奥斯卡奖的导演比尔·古登塔格，曾获格莱美大奖的“摇滚皇帝”卢·里德，还有好莱坞的不少大腕人物都为该片出了力。
影片的主要情节是十几个西方人，包括几名美国传教士和一个德国商人，冒着生命危险，运用他们在南京的影响力，于1937年12月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保护了25万中国人。莱恩塞斯坦承他想把该片做成中国版的《辛德勒的名单》，那部由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德国人如何从犹太人大屠杀中解救了很多人。
据莱恩塞斯本人说，中国制片人起初讨论过入股拍摄该片，但是，他认为如果这个故事由第三方来讲述，可信度会更高。他说：“中国人后来对我们的摄制组感觉不错，也喜欢我们的动机。他们也希望由西方人来讲述这个故事。”
影片预定在明年公映。莱恩塞斯说，中国中央电视台已经预先支付了“很大”一笔钱购买该片的播放权。他本人还希望把片子送到明年1月的圣丹斯电影节和5月的戛纳电影节去。
尽管有着很强的商业运作背景，但莱恩塞斯坚持把这一项目称做“爱的劳动”。他说，全世界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段历史，这部影片的获利将用来建立一个基金，帮助那些受害者和他们的后代。
■《产经新闻》忧心忡忡
这部名为《南京》的影片还未上映，已经引起了日本右翼势力的高度紧张。《产经新闻》26日的文章忧心忡忡地表示，“虽说是纪实作品的体裁，但在史实认定上根据的是以‘反日历史观’著称的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的那部《南京大屠杀》”，“一旦电影被公映，那围绕即将迎来70周年的南京事件以及历史问题，可能会对日本的国际立场造成极其深刻的影响”。
《产经新闻》另外引述“来自华侨消息人士的话”称，“莱恩塞斯于10月末作为嘉宾出席了美国东部马里兰州举行的纪念张纯如论文竞赛，透露了关于电影《南京》的制作情况”。《产经新闻》注释说，“这个论文竞赛是以美国为舞台进行反日宣传的中国人组织‘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主办的，共征集了430件参赛作品”。
针对张纯如所著《南京大屠杀》，《产经新闻》再三地诬蔑称，“书中很多事实和照片被指出存在错误”。
张纯如与小巨人姚明、著名钢琴家郎朗被并称为美国时下最引人注目的三位华人青年。她出生于美国，曾在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当记者。1997年，她的《南京大屠杀：被二战遗忘的浩劫》在美国出版，这是首部全面记录当年日军血洗南京城暴行的英文著作，曾连续5个月被列为《纽约时报》书评的最佳畅销书。2004年11月9日，年仅36岁的她突然在自己的轿车内用手枪自杀身亡。有推测认为，她自杀的原因很可能与撰写太多南京大屠杀血腥场面患上了抑郁症有关。
■《南京梦魇》抢得轰动效应
其实，已经有一位美国电影人抢在莱恩塞斯之前，制作出了一部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南京梦魇》。最近该片在美国的加州、华盛顿州、纽约州等地试映50多场，每场几乎都是座无虚席，有时甚至连走廊、门口和窗外都站满了人。当看到屠刀下的中国平民的尸体堆积成山，被强奸后的中国妇女被开膛破肚，进行杀人比赛后的日本军官在疯狂地狞笑，许多人边看边流泪哭泣，电影结束后，礼堂里往往安静极了，很多人一时忘记离开。
这部纪录片的制片人是朗恩·乔瑟夫博士。他曾拍摄过纪录片《希特勒》，在电影界有一定名望。近日，乔瑟夫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谈到他的拍摄动机时，他说，25年前，他在一本书中看到了一段描写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感到无比震惊。他原本决定写一本记录南京大屠杀的书，为此他花了20年的时间收集零零星星的资料。正当他准备动手写书时，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问世了。他看后，自觉超不过张纯如，于是改变主意，决定拍一部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
《南京梦魇》的制作前后筹备近10年，从2005年初正式开拍，从最初的120分钟版本到现在的77分钟版本，历经数十次修改。影片由乔瑟夫博士的电影工作室和一家美国公司共同制作完成，曾任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的吴海燕担任了中文版制片人和配音。影片制作所耗费的近十万美元全部来自于乔瑟夫自己的积蓄。电影评论人士认为，该片的图片资料之完整，史实之引人入胜，制作艺术之精良超越了以往任何一部同类主题的电影，而且这部电影通过一个美国人独立的视角来叙述史实，不代表任何社团、政党或国家的利益，所以更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乔瑟夫说，令他感动的是，在一次试映后，许多美国华裔观众被深深地打动，他们纷纷慷慨解囊，少则捐500美元，多则捐1000美元。有位老人当场捐了1万美元。乔瑟夫说，他要把这些捐款用在影片的宣传和推广上，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它。在洛杉矶中英文版分场试映式上，有好几位美国观众多次出席放映式，不仅观看英文版，还观看中文版，当被问及为什么观看那么多遍时，他们回答说，这是一部令他们的心灵产生震撼的电影，他们希望能够多和制片人交流，多了解这段历史。
乔瑟夫说，影片试映取得了成功后，他将1万个拷贝销售或赠送给了有关人士，另将500个拷贝分发给了美国大报。制作组目前正计划制作该片的日文版，除了寻找日裔制片人，还打算请日本一名著名演员做配音。乔瑟夫说，日本有关人士已向他表示，将在明年夏天在日本放映该影片。最近，还有人向他预订了10万张该影片日语版的ＤＶＤ，准备在日本免费赠送。《南京梦魇》也已经正式搬上互联网，只要登录www.RapeofNanking.info或者www.RapeofNanking.tv就可以交费观看这部纪录片的中文和英文版。
■日本被迫正视历史
明年，南京大屠杀70周年对日本来说将是一个不容易过的坎。《产经新闻》担忧地说，“今年初上海《文汇报》曾报道说美国著名导演伊斯特伍德将制作一部名为《南京·圣诞节·1937》的电影，后证实没有此事。但面对南京事件70周年，据说中国国内外都要推出一些新作品”。
现在日本国内依然有两种声音，一方面日本极右翼组织、政客以及保守媒体否认二战侵华史实，至今仍在大肆叫嚣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和“谎言”。同时，日本国内也有很多有良知的人士为反对歪曲历史而大声疾呼，其中有学者、律师、普通民众，也有曾参与过战争并深感忏悔的日本老兵。他们竭力阻止各地学校采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右翼历史教材，帮助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通过法律手段与歪曲历史的右翼势力进行抗争，呼吁日本正视历史，对过去的错误行径作出诚恳的道歉。据共同社11月25日报道，现年84岁的原日本海军卫生兵牧野明日前作证，太平洋战争末期，日军曾在菲律宾的棉兰老岛对俘虏进行活体解剖，这是日军首次承认在菲律宾也进行过活体解剖。
来自：环球时报
11/30/2006
9/21/2006
理智与情感：从《纽伦堡审判》到《东京审判》(zz)
作者: passionfly@yjrg
2006年的9月，注定是纪念和追忆的时节，“9.11”事件五周年，“9.18”事变七十五周年，美国国耻日接踵而来的是中国国耻日，上苍似乎在冥冥之中暗示人们，对于战争的反思与感慨，纵亘历史，横越国界。
电影《东京审判》的上映，无疑给这样的时节更增添了浓浓的秋意。《东京审判》，一部以法律为主题、再现历史、弘扬爱国的主流电影，却得不到公共财政名正言顺的支持，流落到民间以市场化运作，却又险些在法治缺失的电影产业中因资金筹措不慎而翻船；《东京审判》，一部投资巨大、明星云集的大片，几经周折终于摄制完成，却因牵涉国际时局和政治稳定，涉嫌煽动民族仇恨，而迟迟未得审批公映，直到一年后四小时的样片被删减成一小时才终获上映，而在票房成绩斐然并受到观众肯定之际，许多院线却仍在犹豫和观望。这样一部电影的传奇式经历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中国电影人在权力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如履薄冰、如走钢丝；融资时如孙儿，受审时如媳妇；唯求剧本能得保全、影像能见天日；其艺术之多艰，其世态之炎凉，此案可见一斑。
话说回来，同情归同情，虽然资金困难又被删减，但对电影的本身的评价及其内容主题的思考却容不得降低标准和感情用事。要评价《东京审判》这部电影可以有各种参照，比如和时下国内外的商业电影比，和国内的“主旋律”电影比，和类似题材的文艺片及艺术电影比等等。
首先与商业片比，总的说来，《东京审判》在制作的观赏性和商业运作的层面，是在努力追赶国外的商业大片。比如历史和法律题材选择的看点、国际化演员班底和明星阵容、悬念和节奏的把握、摄影和视频剪辑的效果以及背景音效和音乐等，无疑这些与国内传统的“主旋律”电影相比，观赏性明显加强了。但是如果真跟国外顶尖的商业大片比，该片又明显有失分量不足，用导演高群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炒白菜”。比如支线的故事性很差，几乎是象征性的情节和场面，叙事不够流畅和集中，几个人物的纠葛很零散，过分依赖旁白，而旁白又显得很官腔，比不得摩根;弗里曼在《肖恩克的救赎》和《百万宝贝》里旁白的感觉。支线不仅单薄而且跟主线没有交叉，梅汝璈在支线里只是个看客，这又直接导致主线暴露出重复和枯燥的弊病，前伏笔后照应的悬念和豁然开朗的效果也就不明显（比如“保密”宣誓与片尾的投票、向哲浚的“秘密武器”、大川周明的疯癫也没有下文而转成了不远不近的旁白解释等），举证和反诘本适宜在支线中先予设计，然后在庭审中再现照应，结果片中却成了间隔着新闻短片和旁白解释的一次次开庭，几乎沦落为带音效和镜头跳跃的纪录片。商业法律片的灵魂就是“悬念”和“节奏转换”，悬念没做好就是致命的缺陷。再比如跟外国商业大片比，该片几乎没有外景，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历史商业片的灵魂就是“猎奇”和“时空感”，全篇自始至终没有当时中国和日本老百姓的群众场面，也没有今天两国年轻人和老人间交互的反应，这就大大降低了观赏性，远比不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和《拯救大兵瑞恩》的时空感。
导演高群书自称《东京审判》中是牺牲电影而保全历史，也就是说该片很多地方失却观赏性是为了再现历史原貌，而不作艺术性的夸张和情节增删。那么，我们就不能单从商业片角度指摘其不够好看，而还要从历史剧、文艺片的角度审视其得失。然而，总的说来片中明显体现出了导演国籍的主观倾向，而且抒情的成分多于思考。这便违背了历史片的中立和真实原则，也大大降低了其思想高度和历史内涵。比如从法律的角度而言，法官和检察官在审判期间是不得单方面接触的，而片中多次展现中国法官梅汝璈和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私下饮酒、聊天，甚至法官直接责怪检察官起诉和举证不力，这都有损中国法官的形象和尊严。再比如，刑事诉讼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而导演却把约瑟夫;季南检察官的慷慨陈词放到了最后，以此作为影片的高潮，感染大家反对战争和不人道，殊不知这样做反而大大降低了英美法审判程序的正义感和公信力。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如同真正中国“主旋律”影片中的一边倒“镇压反革命”式的庭审，高群书至少在《东京审判》中给了日方辩护人广濑一郎少许的辩护时间，也给了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自我辩护的台词，总算是给“阶级敌人”留了一口气，好让导演继续有靶子来鞣、让观众继续来泄愤。也许有些愤青看到这里会指责笔者是不是“胳膊肘往外拐”、“替日本鬼子说话”。可是请你们想一想，片中出庭指证日方的日军军官证人田中隆吉，不是也被日方辩护人斥责为“胳膊肘往外拐”、“你是不是日本人”吗？在被民族情感冲昏头脑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用理智来反思自己，是否会犯日本人犯过的同样错误？
其实，稍微冷静一下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战争受害者的中国人自己，我们的哀怨和愤怒已然不绝于耳，倒是更想听一听日方的辩护词。就好像自己被人打了，就特别想问个所以然，而不能不明不白的就把对方干掉，仅仅报仇了事；而是特别想让他自己来评评这理：到底是为什么？怎么能这么不讲理！你的理论是什么？只有问明白了这个，知道了根源，才知道如何根除，如何防患于未燃；也就知道了如何防止我们自己也犯同样的错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安心。显然，不管三七二十一，仅仅把日本人干掉，是不能达到上述效果的；因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没准哪天纳粹的思想会从我们自己的脑子里滋长出来，然后杀掉了我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拍二战战犯的庭审片，艺术家和史学家们应该超越同盟国的感情、立场和成见，而更多地使用法学家和哲学家的思维，去寻求战争、屠杀、灭绝人道背后的道德准则和正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是二战战犯庭审片的《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相比，则高下立现。
“纽伦堡审判”（1945.8-1949）是二战结束后依据苏、英、法、美签订的《关于控告及惩处欧洲轴心国家首要战犯协定》（伦敦宪章），在德国纽伦堡成立的由4国法官组成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首要战犯进行的审判，此后由美国国内文职法官对不同级别的德国战犯相继进行了多达十二轮、历时三年的审判。“东京审判”（1946.4-1948.11）则是由11国法官组成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这两次审判确定了国际战争法上战争犯罪的内涵，并且确立了追究战争犯罪个人刑事责任的新原则。1946年至1950年，经过联合国大会确认，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将这些原则编纂为“纽伦堡原则”。电影《纽伦堡审判》就是根据历史中的纽伦堡第三轮审判（对德国法官和司法官员的审判）改编而成，该案的真实法官是美国俄勒冈州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布兰德，影片中为著名演员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饰演的海伍德主审法官（Dan Haywood），他以此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另外，该片还成功塑造了首席检察官泰德;劳森上校（Tad Lawson），首席辩护律师汉斯;鲁尔夫律师（Hans Rolfe），主要被告德国法学家恩斯特;詹宁法官（Ernst Janning），以及支线中出现的德国高级将领遗孀玛莲;德烈奇（Marlene Dietrich）饰演的伯霍特夫人（Madame Bertholt）。该片摄于1961年，片长三个多小时，编剧阿比;曼（Abby Mann）以此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奖，使该片成为法律电影中的经典作品。该片与《东京审判》最大的区别在于，首席检察官泰德;劳森和首席辩护律师汉斯;鲁尔夫之间的实力和笔墨是相当的，甚至辩护人最后成为了主角，他的演说口才和辩护魅力几乎征服了整个法庭。而主审法官海伍德则是一个中立的旁观者，直到判决时刻他的审判魅力才爆发出来，他在更高的层次上和被告德国法学家詹宁较量着法官的公正性，而这才符合法律庭审的公平和角色定位。
《纽伦堡审判》在剧情中选取了一个绯闻死刑案、一个智障绝育案，两案都是纳粹德国《种族净化法》实施的结果，当年的主审法官是否对其审判负有个人责任呢？辩护律师提出了以下主要辩护意见：（1）当年的案件判决公正，法官有理由认定被告确有不正当性行为和智障；（2）对智障者施行绝育手术在美国亦有先例（赫尔姆斯法官于巴克诉贝尔案1927）；（3）主控检察官在法庭播放集中营残酷屠杀录像与本案无关，而且有碍公正判决应当不予采用；（4）德国法官对大屠杀没有知悉和过错，不应由个人承担国家责任（5）在被告詹宁出于良心和自责当庭认罪并忏悔之后，辩护律师居然不仅没有缴械投降，反而奇迹般的反客为主，指责美国军火商、签订《苏德友好条约》并参与瓜分波兰的苏联、与希特勒签订宗教协定的罗马教廷、曾在绥靖演讲中称道希特勒的丘吉尔首相等都应当承担战争责任……这最后的反诘彻底击溃了主控检察官，让观众出乎意料地情绪大转折，实属全片高潮。影片的结尾，是海伍德法官惊人的公正定力赢回了法庭判决，此时正值苏联兵临柏林，美国军方对海伍德法官施加了政治压力——要求对德国官员从轻发落以争取德国民众的支持一致反共。而海伍德法官顶住了政治压力，坚决地依据案件本身案情，判决詹宁等人全部有罪入狱。而被告詹宁当年正是因为顶不住希特勒的政治压力而做出了轻率的判决，海伍德法官公正的司法判决赢得了被告詹宁的尊敬。影片最后海伍德法官坚定的背影盖过了辩护人掀起的高潮而再次将剧情推向了顶峰。
《纽伦堡审判》中控辩双方同等水平的公正角力、抗辩式的庭审制造出了巨大的张力，使得案情跌宕起伏，观众的情绪也随着悬念的一再加剧而一步步推向高潮。同时，支线的情节也可圈可点，伯霍特夫人出于维护死去丈夫的荣誉，极力影响海伍德法官对德国人的看法。通过伯霍特夫人我们可以看到战后德国民众的普遍情绪和心理，夜半街头一曲深情的《Lili Marleen》，几乎把每一个观众的心都融化了，可是，却没有动摇海伍德的判决。矛盾的剧情让观众心里五味杂陈，同情与正义感交织，化作了深沉的思考……
思考什么？思考罪恶，我们自己的罪恶，而不是别人的；思考正义，永恒理性的正义，而不随立场和情感变换。这便是《东京审判》所不能企及《纽伦堡审判》的地方。倾听敌人的声音，反思自己的罪恶，坚定公正的判断，以直报怨而非以牙还牙，确是知易行难。每当网络上发起废除死刑的讨论时，那些理性和人道的声音往往被激进和冲动的叫喊淹没；每当讨论起日本人的纪律、团结、勤奋等优秀民族性格时，谈论日本的文学、音乐、电影等优秀文化时，却被很多愤青冠之以日本走狗和汉奸；甚至叫嚣着扫平日本，灭绝日本人，而这与当年希特勒灭绝犹太人，日本人灭绝中国人的理论和情绪又有何分别呢？《东京审判》诚如导演自己所言是一部展现中国人气派的历史片，然而，更多的只是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少了中国人的自我批判和反思精神；《纽伦堡审判》超越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立场，然而启发的是全人类对自我命运的审视，对道德、理性和正义等价值观的再发现。
我们再以此来反观《东京审判》中日方的辩护，片中主要列举了以下观点：（1）律师提请法庭庭长回避，全部法官资格均受质疑，本案应交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2）本庭以“胜者为王”的原则审判战败方履行公职的国家公务员，没有合法依据；（3）松井石根的“亚洲大家庭，中日兄弟论”。（4）板垣征四郎的“一贯坚持和平、撤军、停战论”，出兵东北是因为东北混战、民不聊生；（5）东条英机的“生存自卫论”认为，日本政府是按照宪法和法律程序行事，1941年7月26日海外财产被冻结后，日本为了生存只有战斗，因此实属自卫战争；中国政府发动军民抵抗才招致被杀戮，应由中国政府承担责任；而日本以国运相赌、以失败告终，战败责任不关天皇也只应由日内阁及首相承担，但发动自卫战争在道德和法律上均没有错。
我们不妨对其仔细分析，首先“东京审判”的确在法庭的组成上更接近第一轮纽伦堡审判，而不同于后十二轮审判。但如果是国际审判，理应由交战国以外的其它国家法官组成审判庭，战胜国的确应当回避，这样的国际审判才有公正性可言，否则的确有“成王败寇”报复性清算的嫌疑，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轮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在程序上都没有做到完全公正。由于得不到公正的国际审判，日方则退而求其次地要求交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即类似后十二轮纽伦堡审判。这样做看似降低日本国格、有损日本主权，其实非常自洽且合理。因为在美国这样的普通法国家，任何审判都将以先例的形式成为美国的国内法，日方的主张其实是要求美国用其国民待遇的公正性来审判自己，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美国想趁机报复战争中的敌人，则可能使美国国内的法治秩序毁于一旦，这种代价美国无疑是不会付出的。这就恰如罗尔斯打的比方，“正义”就是让甲来切蛋糕，而再由乙来选哪一块。其次，松井石根和板垣征四郎的理论可以归结为“功利主义政治观”，也就是日本实施对东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控制，对亚洲有好处——可以结束那里的战乱、解散无能政府、兴建公共设施、改善人民生活、抵抗西方压迫等等，从经济学上分析，高效的政府取代无能的政府的确是一种效率改进。最后，东条英机的“生存自卫论”其实是对控方“人道和平论”最强有力的反诘，因为他与人道主义理论站在了同样的基石上，说白了就是：“我杀人，是因为我被人杀。”也就是说发动战争和抵抗战争的理由其实是一样的——保护人的生命。如果任何国家可以以保卫祖国的旗号杀死入侵者，那么日本就有理由以保卫祖国的旗号杀死企图扼杀他的人，不存在谁比谁更加人道。
凭心而论，面对日方的如此反诘，作为一个理智的人，一个公正而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们该如何回答他们呢？我们在把他们送上绞刑架的时候，如何能让他们心悦诚服呢？东京审判的11位法官在誓词中说：“我们将没有畏惧、倾向和偏私，只凭自己的良知和最大理性的判断。”他们做到了吗？我们又做到了吗？我们总纳闷日本人为什么不忏悔自己滔天的战争罪过；却从来没问一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至今还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呢？我们总纳闷日本百姓是不是因为新闻管制而对历史愚昧无知；却没有问一问自己，我们今天的电影为什么还要受到审查？为什么一个《东京审判》的上映却如此艰难？我们总说美国在911之后还冥顽不灵，不懂得反思自己反而还加大打击别人；可我们在918之后反思过自己吗？为什么同被西方列强殖民的中日，同是二战废墟的中日，他们每次都崛起，我们却是无尽的内战、腐朽和落后呢？我们总是在用马列主义对人而用自由主义对己，在双重标准中自得而不自知；我们总是在愤怒的风暴中不经意地掠过了地震的根源，把责任推卸给外界而不拷问自己的内心。
二战以后，世界法学界新自然法学重获生机，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政治观念再一次受到世界舆论的唾弃，简单切除式的社会治理方法再一次被反思。在《东京审判》的最后，梅汝璈法官说：“不用死刑我们如何才能保证挑起战争的人不会死灰复燃？判决是为了让死去的人能得以瞑目和安息”，这只是狭隘的人性和朴素的情感；在《纽伦堡审判》的最后，海伍德法官绝然相反地说：“依据政治信仰而杀死孩子，似乎是那么的理所当然！我们的国家至今还在叫嚣着为了保卫祖国、为了生存！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恰恰能体现出这个国家代表的根本价值——为了苟活而不择手段！请问，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今天，让世界注视这里吧：正义、真理和每个人的价值！这才是我们代表的价值！”我想，唯有如此高屋建瓴的声音才是真正振聋发聩的，也唯有如此深刻的自我反思才能让刑柱上的罪人真心悔过，这才是人类超越情感的理性的光辉。
2006年9月18日于北京
2006年的9月，注定是纪念和追忆的时节，“9.11”事件五周年，“9.18”事变七十五周年，美国国耻日接踵而来的是中国国耻日，上苍似乎在冥冥之中暗示人们，对于战争的反思与感慨，纵亘历史，横越国界。
电影《东京审判》的上映，无疑给这样的时节更增添了浓浓的秋意。《东京审判》，一部以法律为主题、再现历史、弘扬爱国的主流电影，却得不到公共财政名正言顺的支持，流落到民间以市场化运作，却又险些在法治缺失的电影产业中因资金筹措不慎而翻船；《东京审判》，一部投资巨大、明星云集的大片，几经周折终于摄制完成，却因牵涉国际时局和政治稳定，涉嫌煽动民族仇恨，而迟迟未得审批公映，直到一年后四小时的样片被删减成一小时才终获上映，而在票房成绩斐然并受到观众肯定之际，许多院线却仍在犹豫和观望。这样一部电影的传奇式经历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中国电影人在权力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如履薄冰、如走钢丝；融资时如孙儿，受审时如媳妇；唯求剧本能得保全、影像能见天日；其艺术之多艰，其世态之炎凉，此案可见一斑。
话说回来，同情归同情，虽然资金困难又被删减，但对电影的本身的评价及其内容主题的思考却容不得降低标准和感情用事。要评价《东京审判》这部电影可以有各种参照，比如和时下国内外的商业电影比，和国内的“主旋律”电影比，和类似题材的文艺片及艺术电影比等等。
首先与商业片比，总的说来，《东京审判》在制作的观赏性和商业运作的层面，是在努力追赶国外的商业大片。比如历史和法律题材选择的看点、国际化演员班底和明星阵容、悬念和节奏的把握、摄影和视频剪辑的效果以及背景音效和音乐等，无疑这些与国内传统的“主旋律”电影相比，观赏性明显加强了。但是如果真跟国外顶尖的商业大片比，该片又明显有失分量不足，用导演高群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炒白菜”。比如支线的故事性很差，几乎是象征性的情节和场面，叙事不够流畅和集中，几个人物的纠葛很零散，过分依赖旁白，而旁白又显得很官腔，比不得摩根;弗里曼在《肖恩克的救赎》和《百万宝贝》里旁白的感觉。支线不仅单薄而且跟主线没有交叉，梅汝璈在支线里只是个看客，这又直接导致主线暴露出重复和枯燥的弊病，前伏笔后照应的悬念和豁然开朗的效果也就不明显（比如“保密”宣誓与片尾的投票、向哲浚的“秘密武器”、大川周明的疯癫也没有下文而转成了不远不近的旁白解释等），举证和反诘本适宜在支线中先予设计，然后在庭审中再现照应，结果片中却成了间隔着新闻短片和旁白解释的一次次开庭，几乎沦落为带音效和镜头跳跃的纪录片。商业法律片的灵魂就是“悬念”和“节奏转换”，悬念没做好就是致命的缺陷。再比如跟外国商业大片比，该片几乎没有外景，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历史商业片的灵魂就是“猎奇”和“时空感”，全篇自始至终没有当时中国和日本老百姓的群众场面，也没有今天两国年轻人和老人间交互的反应，这就大大降低了观赏性，远比不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和《拯救大兵瑞恩》的时空感。
导演高群书自称《东京审判》中是牺牲电影而保全历史，也就是说该片很多地方失却观赏性是为了再现历史原貌，而不作艺术性的夸张和情节增删。那么，我们就不能单从商业片角度指摘其不够好看，而还要从历史剧、文艺片的角度审视其得失。然而，总的说来片中明显体现出了导演国籍的主观倾向，而且抒情的成分多于思考。这便违背了历史片的中立和真实原则，也大大降低了其思想高度和历史内涵。比如从法律的角度而言，法官和检察官在审判期间是不得单方面接触的，而片中多次展现中国法官梅汝璈和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私下饮酒、聊天，甚至法官直接责怪检察官起诉和举证不力，这都有损中国法官的形象和尊严。再比如，刑事诉讼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而导演却把约瑟夫;季南检察官的慷慨陈词放到了最后，以此作为影片的高潮，感染大家反对战争和不人道，殊不知这样做反而大大降低了英美法审判程序的正义感和公信力。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如同真正中国“主旋律”影片中的一边倒“镇压反革命”式的庭审，高群书至少在《东京审判》中给了日方辩护人广濑一郎少许的辩护时间，也给了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自我辩护的台词，总算是给“阶级敌人”留了一口气，好让导演继续有靶子来鞣、让观众继续来泄愤。也许有些愤青看到这里会指责笔者是不是“胳膊肘往外拐”、“替日本鬼子说话”。可是请你们想一想，片中出庭指证日方的日军军官证人田中隆吉，不是也被日方辩护人斥责为“胳膊肘往外拐”、“你是不是日本人”吗？在被民族情感冲昏头脑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用理智来反思自己，是否会犯日本人犯过的同样错误？
其实，稍微冷静一下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战争受害者的中国人自己，我们的哀怨和愤怒已然不绝于耳，倒是更想听一听日方的辩护词。就好像自己被人打了，就特别想问个所以然，而不能不明不白的就把对方干掉，仅仅报仇了事；而是特别想让他自己来评评这理：到底是为什么？怎么能这么不讲理！你的理论是什么？只有问明白了这个，知道了根源，才知道如何根除，如何防患于未燃；也就知道了如何防止我们自己也犯同样的错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安心。显然，不管三七二十一，仅仅把日本人干掉，是不能达到上述效果的；因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没准哪天纳粹的思想会从我们自己的脑子里滋长出来，然后杀掉了我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拍二战战犯的庭审片，艺术家和史学家们应该超越同盟国的感情、立场和成见，而更多地使用法学家和哲学家的思维，去寻求战争、屠杀、灭绝人道背后的道德准则和正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是二战战犯庭审片的《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相比，则高下立现。
“纽伦堡审判”（1945.8-1949）是二战结束后依据苏、英、法、美签订的《关于控告及惩处欧洲轴心国家首要战犯协定》（伦敦宪章），在德国纽伦堡成立的由4国法官组成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首要战犯进行的审判，此后由美国国内文职法官对不同级别的德国战犯相继进行了多达十二轮、历时三年的审判。“东京审判”（1946.4-1948.11）则是由11国法官组成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这两次审判确定了国际战争法上战争犯罪的内涵，并且确立了追究战争犯罪个人刑事责任的新原则。1946年至1950年，经过联合国大会确认，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将这些原则编纂为“纽伦堡原则”。电影《纽伦堡审判》就是根据历史中的纽伦堡第三轮审判（对德国法官和司法官员的审判）改编而成，该案的真实法官是美国俄勒冈州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布兰德，影片中为著名演员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饰演的海伍德主审法官（Dan Haywood），他以此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另外，该片还成功塑造了首席检察官泰德;劳森上校（Tad Lawson），首席辩护律师汉斯;鲁尔夫律师（Hans Rolfe），主要被告德国法学家恩斯特;詹宁法官（Ernst Janning），以及支线中出现的德国高级将领遗孀玛莲;德烈奇（Marlene Dietrich）饰演的伯霍特夫人（Madame Bertholt）。该片摄于1961年，片长三个多小时，编剧阿比;曼（Abby Mann）以此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奖，使该片成为法律电影中的经典作品。该片与《东京审判》最大的区别在于，首席检察官泰德;劳森和首席辩护律师汉斯;鲁尔夫之间的实力和笔墨是相当的，甚至辩护人最后成为了主角，他的演说口才和辩护魅力几乎征服了整个法庭。而主审法官海伍德则是一个中立的旁观者，直到判决时刻他的审判魅力才爆发出来，他在更高的层次上和被告德国法学家詹宁较量着法官的公正性，而这才符合法律庭审的公平和角色定位。
《纽伦堡审判》在剧情中选取了一个绯闻死刑案、一个智障绝育案，两案都是纳粹德国《种族净化法》实施的结果，当年的主审法官是否对其审判负有个人责任呢？辩护律师提出了以下主要辩护意见：（1）当年的案件判决公正，法官有理由认定被告确有不正当性行为和智障；（2）对智障者施行绝育手术在美国亦有先例（赫尔姆斯法官于巴克诉贝尔案1927）；（3）主控检察官在法庭播放集中营残酷屠杀录像与本案无关，而且有碍公正判决应当不予采用；（4）德国法官对大屠杀没有知悉和过错，不应由个人承担国家责任（5）在被告詹宁出于良心和自责当庭认罪并忏悔之后，辩护律师居然不仅没有缴械投降，反而奇迹般的反客为主，指责美国军火商、签订《苏德友好条约》并参与瓜分波兰的苏联、与希特勒签订宗教协定的罗马教廷、曾在绥靖演讲中称道希特勒的丘吉尔首相等都应当承担战争责任……这最后的反诘彻底击溃了主控检察官，让观众出乎意料地情绪大转折，实属全片高潮。影片的结尾，是海伍德法官惊人的公正定力赢回了法庭判决，此时正值苏联兵临柏林，美国军方对海伍德法官施加了政治压力——要求对德国官员从轻发落以争取德国民众的支持一致反共。而海伍德法官顶住了政治压力，坚决地依据案件本身案情，判决詹宁等人全部有罪入狱。而被告詹宁当年正是因为顶不住希特勒的政治压力而做出了轻率的判决，海伍德法官公正的司法判决赢得了被告詹宁的尊敬。影片最后海伍德法官坚定的背影盖过了辩护人掀起的高潮而再次将剧情推向了顶峰。
《纽伦堡审判》中控辩双方同等水平的公正角力、抗辩式的庭审制造出了巨大的张力，使得案情跌宕起伏，观众的情绪也随着悬念的一再加剧而一步步推向高潮。同时，支线的情节也可圈可点，伯霍特夫人出于维护死去丈夫的荣誉，极力影响海伍德法官对德国人的看法。通过伯霍特夫人我们可以看到战后德国民众的普遍情绪和心理，夜半街头一曲深情的《Lili Marleen》，几乎把每一个观众的心都融化了，可是，却没有动摇海伍德的判决。矛盾的剧情让观众心里五味杂陈，同情与正义感交织，化作了深沉的思考……
思考什么？思考罪恶，我们自己的罪恶，而不是别人的；思考正义，永恒理性的正义，而不随立场和情感变换。这便是《东京审判》所不能企及《纽伦堡审判》的地方。倾听敌人的声音，反思自己的罪恶，坚定公正的判断，以直报怨而非以牙还牙，确是知易行难。每当网络上发起废除死刑的讨论时，那些理性和人道的声音往往被激进和冲动的叫喊淹没；每当讨论起日本人的纪律、团结、勤奋等优秀民族性格时，谈论日本的文学、音乐、电影等优秀文化时，却被很多愤青冠之以日本走狗和汉奸；甚至叫嚣着扫平日本，灭绝日本人，而这与当年希特勒灭绝犹太人，日本人灭绝中国人的理论和情绪又有何分别呢？《东京审判》诚如导演自己所言是一部展现中国人气派的历史片，然而，更多的只是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少了中国人的自我批判和反思精神；《纽伦堡审判》超越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立场，然而启发的是全人类对自我命运的审视，对道德、理性和正义等价值观的再发现。
我们再以此来反观《东京审判》中日方的辩护，片中主要列举了以下观点：（1）律师提请法庭庭长回避，全部法官资格均受质疑，本案应交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2）本庭以“胜者为王”的原则审判战败方履行公职的国家公务员，没有合法依据；（3）松井石根的“亚洲大家庭，中日兄弟论”。（4）板垣征四郎的“一贯坚持和平、撤军、停战论”，出兵东北是因为东北混战、民不聊生；（5）东条英机的“生存自卫论”认为，日本政府是按照宪法和法律程序行事，1941年7月26日海外财产被冻结后，日本为了生存只有战斗，因此实属自卫战争；中国政府发动军民抵抗才招致被杀戮，应由中国政府承担责任；而日本以国运相赌、以失败告终，战败责任不关天皇也只应由日内阁及首相承担，但发动自卫战争在道德和法律上均没有错。
我们不妨对其仔细分析，首先“东京审判”的确在法庭的组成上更接近第一轮纽伦堡审判，而不同于后十二轮审判。但如果是国际审判，理应由交战国以外的其它国家法官组成审判庭，战胜国的确应当回避，这样的国际审判才有公正性可言，否则的确有“成王败寇”报复性清算的嫌疑，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轮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在程序上都没有做到完全公正。由于得不到公正的国际审判，日方则退而求其次地要求交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即类似后十二轮纽伦堡审判。这样做看似降低日本国格、有损日本主权，其实非常自洽且合理。因为在美国这样的普通法国家，任何审判都将以先例的形式成为美国的国内法，日方的主张其实是要求美国用其国民待遇的公正性来审判自己，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美国想趁机报复战争中的敌人，则可能使美国国内的法治秩序毁于一旦，这种代价美国无疑是不会付出的。这就恰如罗尔斯打的比方，“正义”就是让甲来切蛋糕，而再由乙来选哪一块。其次，松井石根和板垣征四郎的理论可以归结为“功利主义政治观”，也就是日本实施对东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控制，对亚洲有好处——可以结束那里的战乱、解散无能政府、兴建公共设施、改善人民生活、抵抗西方压迫等等，从经济学上分析，高效的政府取代无能的政府的确是一种效率改进。最后，东条英机的“生存自卫论”其实是对控方“人道和平论”最强有力的反诘，因为他与人道主义理论站在了同样的基石上，说白了就是：“我杀人，是因为我被人杀。”也就是说发动战争和抵抗战争的理由其实是一样的——保护人的生命。如果任何国家可以以保卫祖国的旗号杀死入侵者，那么日本就有理由以保卫祖国的旗号杀死企图扼杀他的人，不存在谁比谁更加人道。
凭心而论，面对日方的如此反诘，作为一个理智的人，一个公正而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们该如何回答他们呢？我们在把他们送上绞刑架的时候，如何能让他们心悦诚服呢？东京审判的11位法官在誓词中说：“我们将没有畏惧、倾向和偏私，只凭自己的良知和最大理性的判断。”他们做到了吗？我们又做到了吗？我们总纳闷日本人为什么不忏悔自己滔天的战争罪过；却从来没问一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至今还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呢？我们总纳闷日本百姓是不是因为新闻管制而对历史愚昧无知；却没有问一问自己，我们今天的电影为什么还要受到审查？为什么一个《东京审判》的上映却如此艰难？我们总说美国在911之后还冥顽不灵，不懂得反思自己反而还加大打击别人；可我们在918之后反思过自己吗？为什么同被西方列强殖民的中日，同是二战废墟的中日，他们每次都崛起，我们却是无尽的内战、腐朽和落后呢？我们总是在用马列主义对人而用自由主义对己，在双重标准中自得而不自知；我们总是在愤怒的风暴中不经意地掠过了地震的根源，把责任推卸给外界而不拷问自己的内心。
二战以后，世界法学界新自然法学重获生机，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政治观念再一次受到世界舆论的唾弃，简单切除式的社会治理方法再一次被反思。在《东京审判》的最后，梅汝璈法官说：“不用死刑我们如何才能保证挑起战争的人不会死灰复燃？判决是为了让死去的人能得以瞑目和安息”，这只是狭隘的人性和朴素的情感；在《纽伦堡审判》的最后，海伍德法官绝然相反地说：“依据政治信仰而杀死孩子，似乎是那么的理所当然！我们的国家至今还在叫嚣着为了保卫祖国、为了生存！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恰恰能体现出这个国家代表的根本价值——为了苟活而不择手段！请问，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今天，让世界注视这里吧：正义、真理和每个人的价值！这才是我们代表的价值！”我想，唯有如此高屋建瓴的声音才是真正振聋发聩的，也唯有如此深刻的自我反思才能让刑柱上的罪人真心悔过，这才是人类超越情感的理性的光辉。
2006年9月18日于北京
《东京审判》到底“审”出了什么？(zz)
作者：李对龙
一段惨痛的侵华史、一位爱国心切的中国法官、一群死而不僵的日本战犯、一场马拉松式的审判，加上盛气凌人的盟国法官与迷茫的战败国民众，最后还有直指当下的主题升华——一部极富中国特色的主旋律电影《东京审判》就这样诞生了。看完这部电影我不禁要问——《东京审判》到底“审”出了什么？
影片一开始竟用了将近二十分钟时间，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开审前关于十一位法官的法庭座次排位之争。代表中国参加审判的梅汝璈法官据理力争，坚决要求位居庭长美国的卫勃法官之后的应是中国法官，而非事先拟定的英国法官，几经周折盟国法官们终于做出了妥协。
还未开审导演就先展现了诸法官“窝里斗”的“内幕”，包括影片最后关于是否适用死刑的一长段争论，“阶级鲜明”地将梅汝璈与盟国的法官们对立起来。导演这样做无非是要树典型，突出梅汝璈深深的爱国情怀与刚正不阿的性格，让他的形象高大无比。这一高大就坏事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就这么变成了个干巴巴的巨人形象，他作为法学家的理性与博学，他对审判的理解与分析，他在法庭上的内心思考与心理波动，所有这些都被遮掩了下去。去除那些无用的藤蔓，整部影片主人公其实就这么两个与盟国法官们较劲的戏份——我不明白，你要“审”的到底是战败国的被诉者还是盟国的法官？
当年梅汝璈对法庭座次的据理力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而言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我也被他“若不严惩战犯惟有蹈海而死”的热血情怀所感动。但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时，当我们展现这段二战的收尾曲式的审判时，却把重心放到十一位法官内部的分歧上。尤其是关于是否适用死刑的争论，这本是个学术化的问题，却愣被演绎成了类似正与邪的较量。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在作祟吗？以这样的情绪拍出的二战电影，能够理性、能够客观吗？
终于要开审了，影片一上来对“窝里斗”的“特写”已经让我预想到接下来的大致内容了。果然，整个马拉松式的曲折审判过程硬是被导演演绎成了平淡无味的白开水。并非故事不够精彩，而是导演似乎忽视了电影这种艺术类型的特质。
法庭上不光梅法官的形象被单一化，所有主要人物几乎都如此，盟国的法官与检察官们俨然手持正义之剑的光辉斗士，而二十八名被诉者（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影片中在判决还未作出前就将他们称为“战犯”是有不妥的）及他们的辩护团体俨然阴险狡诈、死而不僵的猥琐小人。我们看不清人物的丰富神态，我们不知道人物的心理情绪。我们听不到法学家们精彩的法理阐释，我们说不准被诉者对战争的真实理解，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成长历程，我们猜不透他们内心是否在忏悔。
正义与邪恶似乎泾渭分明，却又总有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对与错似乎一目了然，却又总觉得如此界定的浅显。我敢保证，整个庭审过程如果去掉人物对话，配上解说，将是非常好的一部庭审纪录片。花费这么多心血就弄出了个干巴巴的纪录片？
这部历史影片对历史解读的浅薄也是很明显的。当军国主义激进分子北野雄一怒斥美国的原子弹杀害了无数无辜的日本平民时，随同梅汝璈来日本的肖南义正词严地举出南京大屠杀、沈阳大屠杀、华北无人区的例子，那意思就是你们死了很多人我们死的也不比你们少。当肖南疑惑地问道日本人为何如此崇拜天皇时，一个酒馆老板娘开玩笑地反问道，那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崇拜皇帝吗？两人哈哈大笑，这个很关键的问题就这样在笑声中被轻轻带了过去，让我觉得导演根本无意于对历史的解读与反思。观众花一个半小时就是为了复习历史课本？
我不禁想到了斯皮尔伯格等许多西方大导演关于二战的作品，有血有肉的人物、对战争多元化的解读、对历史深层次的反思。与之相比，这部《东京审判》，没有人物，所有的人物都成了被事先塑好了的单薄木偶。没有思想，所有的思想都被掩埋在了激愤的情绪之下。
《东京审判》到底“审”出了什么？影片最后特意打出了一段字幕：1978年10月，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两千余名乙级丙级战犯的牌位以“昭和殉难者”名义移入靖国神社——《东京审判》“审”出的只是仇恨！这才是导演的真正意图，这才是影片的唯一主题。我想对这位年轻导演说，你肯定是个合格的“愤青”，但绝对不是个合格的导演。我并不否认影片对靖国神社的批判，但前面一百多分钟的单一说教使这批判变得苍白而情绪化，这确实很能迎合当代中国头脑简单的“愤青”群体。难道一个电影导演的职责仅仅是如此吗？
还有那被生生穿插进电影的三角恋情。曾经留学日本的肖南再次来到东京，偶遇了自己曾经的恋人芳子，还有芳子现在的恋人、自己曾经的同学北野雄一。导演似乎是想借此展现日本民众对战争的各种态度，里面的每一个相关人物都被树成了典型，或迷茫或忏悔或固执，我觉得这是影片唯一生动一些的地方，尤其是曾志伟的传神表演。
但这段三角恋情老套地开始，老套地结局，最终芳子为自己的前任恋人肖南堵了枪眼，被自己的现任恋人北野雄一失手打死，悲愤的前任恋人杀死了现任恋人，然后抱着芳子痛哭——你以为你拍琼瑶戏呢？如此滥俗的场景在这部本该严肃的历史影片中显得是那样的多余。我并非反对加上爱情戏，但关键看你怎么加怎么演，是否能融入整部电影。搞得如此老套煽情无非是又迎合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趣味。
审判的最后阶段，梅汝璈就是否对战犯们动用死刑而与盟国法官们再起分歧，他那激愤的话语里有一句是，经过两年多817次（还有最后的宣判，共818次）漫长的庭审，我们终于认定他们的是有罪的，可我们现在却一直在谈文明与宗教……。其实谁都明白，这漫长的审判程序是大可省略掉的，但我们实在无法忘记，当年一战后战胜国对德国的疯狂瓜分正是纳粹主义产生的主要诱因。
有这前车之鉴，我们怎能不谨小慎微地紧紧抓住文明之舵呢？当十一位法官根据自己的理念慎重地做好选择，把票投进票箱后，结果其实已经不重要了。这才是东京审判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意义，即使它并非纯粹。它给了文明一个开端，并用文明的方式为野蛮划上了一个句号，尽管如此艰难，那扇光明之门毕竟已经开启了。
影片中梅汝璈还说，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我想补充一句，罪恶也是人类创造的——真希望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人都能明白此理，都能践行此理。
一段惨痛的侵华史、一位爱国心切的中国法官、一群死而不僵的日本战犯、一场马拉松式的审判，加上盛气凌人的盟国法官与迷茫的战败国民众，最后还有直指当下的主题升华——一部极富中国特色的主旋律电影《东京审判》就这样诞生了。看完这部电影我不禁要问——《东京审判》到底“审”出了什么？
影片一开始竟用了将近二十分钟时间，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开审前关于十一位法官的法庭座次排位之争。代表中国参加审判的梅汝璈法官据理力争，坚决要求位居庭长美国的卫勃法官之后的应是中国法官，而非事先拟定的英国法官，几经周折盟国法官们终于做出了妥协。
还未开审导演就先展现了诸法官“窝里斗”的“内幕”，包括影片最后关于是否适用死刑的一长段争论，“阶级鲜明”地将梅汝璈与盟国的法官们对立起来。导演这样做无非是要树典型，突出梅汝璈深深的爱国情怀与刚正不阿的性格，让他的形象高大无比。这一高大就坏事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就这么变成了个干巴巴的巨人形象，他作为法学家的理性与博学，他对审判的理解与分析，他在法庭上的内心思考与心理波动，所有这些都被遮掩了下去。去除那些无用的藤蔓，整部影片主人公其实就这么两个与盟国法官们较劲的戏份——我不明白，你要“审”的到底是战败国的被诉者还是盟国的法官？
当年梅汝璈对法庭座次的据理力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而言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我也被他“若不严惩战犯惟有蹈海而死”的热血情怀所感动。但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时，当我们展现这段二战的收尾曲式的审判时，却把重心放到十一位法官内部的分歧上。尤其是关于是否适用死刑的争论，这本是个学术化的问题，却愣被演绎成了类似正与邪的较量。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在作祟吗？以这样的情绪拍出的二战电影，能够理性、能够客观吗？
终于要开审了，影片一上来对“窝里斗”的“特写”已经让我预想到接下来的大致内容了。果然，整个马拉松式的曲折审判过程硬是被导演演绎成了平淡无味的白开水。并非故事不够精彩，而是导演似乎忽视了电影这种艺术类型的特质。
法庭上不光梅法官的形象被单一化，所有主要人物几乎都如此，盟国的法官与检察官们俨然手持正义之剑的光辉斗士，而二十八名被诉者（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影片中在判决还未作出前就将他们称为“战犯”是有不妥的）及他们的辩护团体俨然阴险狡诈、死而不僵的猥琐小人。我们看不清人物的丰富神态，我们不知道人物的心理情绪。我们听不到法学家们精彩的法理阐释，我们说不准被诉者对战争的真实理解，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成长历程，我们猜不透他们内心是否在忏悔。
正义与邪恶似乎泾渭分明，却又总有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对与错似乎一目了然，却又总觉得如此界定的浅显。我敢保证，整个庭审过程如果去掉人物对话，配上解说，将是非常好的一部庭审纪录片。花费这么多心血就弄出了个干巴巴的纪录片？
这部历史影片对历史解读的浅薄也是很明显的。当军国主义激进分子北野雄一怒斥美国的原子弹杀害了无数无辜的日本平民时，随同梅汝璈来日本的肖南义正词严地举出南京大屠杀、沈阳大屠杀、华北无人区的例子，那意思就是你们死了很多人我们死的也不比你们少。当肖南疑惑地问道日本人为何如此崇拜天皇时，一个酒馆老板娘开玩笑地反问道，那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崇拜皇帝吗？两人哈哈大笑，这个很关键的问题就这样在笑声中被轻轻带了过去，让我觉得导演根本无意于对历史的解读与反思。观众花一个半小时就是为了复习历史课本？
我不禁想到了斯皮尔伯格等许多西方大导演关于二战的作品，有血有肉的人物、对战争多元化的解读、对历史深层次的反思。与之相比，这部《东京审判》，没有人物，所有的人物都成了被事先塑好了的单薄木偶。没有思想，所有的思想都被掩埋在了激愤的情绪之下。
《东京审判》到底“审”出了什么？影片最后特意打出了一段字幕：1978年10月，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两千余名乙级丙级战犯的牌位以“昭和殉难者”名义移入靖国神社——《东京审判》“审”出的只是仇恨！这才是导演的真正意图，这才是影片的唯一主题。我想对这位年轻导演说，你肯定是个合格的“愤青”，但绝对不是个合格的导演。我并不否认影片对靖国神社的批判，但前面一百多分钟的单一说教使这批判变得苍白而情绪化，这确实很能迎合当代中国头脑简单的“愤青”群体。难道一个电影导演的职责仅仅是如此吗？
还有那被生生穿插进电影的三角恋情。曾经留学日本的肖南再次来到东京，偶遇了自己曾经的恋人芳子，还有芳子现在的恋人、自己曾经的同学北野雄一。导演似乎是想借此展现日本民众对战争的各种态度，里面的每一个相关人物都被树成了典型，或迷茫或忏悔或固执，我觉得这是影片唯一生动一些的地方，尤其是曾志伟的传神表演。
但这段三角恋情老套地开始，老套地结局，最终芳子为自己的前任恋人肖南堵了枪眼，被自己的现任恋人北野雄一失手打死，悲愤的前任恋人杀死了现任恋人，然后抱着芳子痛哭——你以为你拍琼瑶戏呢？如此滥俗的场景在这部本该严肃的历史影片中显得是那样的多余。我并非反对加上爱情戏，但关键看你怎么加怎么演，是否能融入整部电影。搞得如此老套煽情无非是又迎合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趣味。
审判的最后阶段，梅汝璈就是否对战犯们动用死刑而与盟国法官们再起分歧，他那激愤的话语里有一句是，经过两年多817次（还有最后的宣判，共818次）漫长的庭审，我们终于认定他们的是有罪的，可我们现在却一直在谈文明与宗教……。其实谁都明白，这漫长的审判程序是大可省略掉的，但我们实在无法忘记，当年一战后战胜国对德国的疯狂瓜分正是纳粹主义产生的主要诱因。
有这前车之鉴，我们怎能不谨小慎微地紧紧抓住文明之舵呢？当十一位法官根据自己的理念慎重地做好选择，把票投进票箱后，结果其实已经不重要了。这才是东京审判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意义，即使它并非纯粹。它给了文明一个开端，并用文明的方式为野蛮划上了一个句号，尽管如此艰难，那扇光明之门毕竟已经开启了。
影片中梅汝璈还说，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我想补充一句，罪恶也是人类创造的——真希望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人都能明白此理，都能践行此理。
9/17/2006
时候差不多了，说说东京审判吧(zz)
作者: mutong@北大未名
半个月以前和blackpurple一起以北大影协代表的身份看了面向媒体的看片会，得写几笔，再不写就全忘光了。
活动在电影博物馆做的，还碰到了影协的顾问周黎明老师，回来路上洽谈甚欢其他的就不说了，只说说片子吧。
让人摇头叹息的烂片。如果导演高群书真的举债五百万拍出这部片子来，那可真是有些不妥，不厚道如我也只能表示同情。
从剧本开始，这部影片基本就被打上了厄运的烙印。按说剧情透露了怕大家看得无趣，问题在于这部片子完全没有堪称有价值的剧情。由寸土不让的中国大法官打开序幕，然后是几个日本年轻人和中国记者朱孝天的没头没脑的纠葛，其间还莫名其妙死了一个人，以针对死刑与否的投票作为高潮，最后是平淡无奇的结尾。线索发展中间以大量的法庭戏串联，而所有的人物关系生硬而又各自为战地服务于主旋律，却完全无法给人以共鸣。唯一有可能拍出影像张力的法庭戏，却因为编剧业余水平的法学和史学修养（法律界人士blackpurple摇头连连看表不已），以及糟糕透顶的道具舞美（“这个这个什么大律师一转身，哇我就受不了了那个那个，什么廉价西装嘛！”周老师语），外加导演个人热情洋溢的电视剧大片情结（每逢特写接特写或特写切全景，必伴随“轰隆”“唰”“哗”，仿佛霸王龙脚步声的音效），而完全无药可救。个中滋味，大家可以看过之后再加以附议。
还要令人发指的是失败的人物塑造。片中少量的记录镜头完全没有出现在它们应该出现的地方，更像是用于调节影片节奏。而所有那些剧中人物本应振聋发聩的前史，却统统由演员口述。而曾志伟、林熙蕾、朱孝天等人的港台普，竟给人娓娓道来之感，脱戏脱得厉害。没头没脑的自杀，没头没脑的恋爱纠葛，完全没法给人代入感，多余的很。尤其是朱孝天饰演的中国记者，每逢右翼青年嚣张，屡屡忍气吞声报以哀怨目光。直到右翼青年举枪站在他面前，竟然任由日本女孩挡在身前保护他，之后任由对方开枪射杀没头没脑的恋人。只见他俯身下来，抱起恋人，嗷嗷大哭，并再次向凶手投以哀怨目光。场下一众中国男子汉只得尴尬不已，而我则暗自幸灾乐祸，朱若敢再来大陆，只怕被愤青口水淹死。
可以看出，导演高群书在法庭戏的调度上，很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在法庭这个封闭空间内，摄影机如同吊了威也一般满屋子乱动，大运动量俯拍运用的近乎泛滥了。流畅有余，而张力不足。用于营造气氛的大量无源音响，起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反效果。所有的这一切让本应成为本片看点的法庭戏，成为了俨然过家家一般的恶搞场面。若是总局领导指望这样的片子来提民族之气感中华之慨，那可真是面子里子都闹笑话了。
一部众人呕心沥血的大片却被我说成这个样子，咱也有点不好意思，自知过分。涉日历史本是一个各方讨巧的大好题材，尤其是八月中旬小泉刚刚参拜靖国神社，更是卖片的绝世好牌。按理说，只要这部片子中规中矩，不犯大错，立场明确，没人愿意跟它过不去的。
问题在于，《东京审判》已经犯了太多的大错，实在让人惋惜不已。九月一日上片，赶上了大好档期，加上近年来大中华沙文主义在草根阶层日渐抬头，可以想见这部片子在未来的一周内都会造成一定的社会话题。从年前的无极，到暑期的石头，且不论口碑好坏，能形成社会话题就意味着回报良好，这可能是发行方的主导思想。问题在于真正具有仇日分人或许是主流话题的策动者，却从来不是影院票房的拉动力。再加上影片质量不合格，无力营造口碑，高群书导演的五百万巨债，还真让人捏一把汗。
半个月以前和blackpurple一起以北大影协代表的身份看了面向媒体的看片会，得写几笔，再不写就全忘光了。
活动在电影博物馆做的，还碰到了影协的顾问周黎明老师，回来路上洽谈甚欢其他的就不说了，只说说片子吧。
让人摇头叹息的烂片。如果导演高群书真的举债五百万拍出这部片子来，那可真是有些不妥，不厚道如我也只能表示同情。
从剧本开始，这部影片基本就被打上了厄运的烙印。按说剧情透露了怕大家看得无趣，问题在于这部片子完全没有堪称有价值的剧情。由寸土不让的中国大法官打开序幕，然后是几个日本年轻人和中国记者朱孝天的没头没脑的纠葛，其间还莫名其妙死了一个人，以针对死刑与否的投票作为高潮，最后是平淡无奇的结尾。线索发展中间以大量的法庭戏串联，而所有的人物关系生硬而又各自为战地服务于主旋律，却完全无法给人以共鸣。唯一有可能拍出影像张力的法庭戏，却因为编剧业余水平的法学和史学修养（法律界人士blackpurple摇头连连看表不已），以及糟糕透顶的道具舞美（“这个这个什么大律师一转身，哇我就受不了了那个那个，什么廉价西装嘛！”周老师语），外加导演个人热情洋溢的电视剧大片情结（每逢特写接特写或特写切全景，必伴随“轰隆”“唰”“哗”，仿佛霸王龙脚步声的音效），而完全无药可救。个中滋味，大家可以看过之后再加以附议。
还要令人发指的是失败的人物塑造。片中少量的记录镜头完全没有出现在它们应该出现的地方，更像是用于调节影片节奏。而所有那些剧中人物本应振聋发聩的前史，却统统由演员口述。而曾志伟、林熙蕾、朱孝天等人的港台普，竟给人娓娓道来之感，脱戏脱得厉害。没头没脑的自杀，没头没脑的恋爱纠葛，完全没法给人代入感，多余的很。尤其是朱孝天饰演的中国记者，每逢右翼青年嚣张，屡屡忍气吞声报以哀怨目光。直到右翼青年举枪站在他面前，竟然任由日本女孩挡在身前保护他，之后任由对方开枪射杀没头没脑的恋人。只见他俯身下来，抱起恋人，嗷嗷大哭，并再次向凶手投以哀怨目光。场下一众中国男子汉只得尴尬不已，而我则暗自幸灾乐祸，朱若敢再来大陆，只怕被愤青口水淹死。
可以看出，导演高群书在法庭戏的调度上，很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在法庭这个封闭空间内，摄影机如同吊了威也一般满屋子乱动，大运动量俯拍运用的近乎泛滥了。流畅有余，而张力不足。用于营造气氛的大量无源音响，起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反效果。所有的这一切让本应成为本片看点的法庭戏，成为了俨然过家家一般的恶搞场面。若是总局领导指望这样的片子来提民族之气感中华之慨，那可真是面子里子都闹笑话了。
一部众人呕心沥血的大片却被我说成这个样子，咱也有点不好意思，自知过分。涉日历史本是一个各方讨巧的大好题材，尤其是八月中旬小泉刚刚参拜靖国神社，更是卖片的绝世好牌。按理说，只要这部片子中规中矩，不犯大错，立场明确，没人愿意跟它过不去的。
问题在于，《东京审判》已经犯了太多的大错，实在让人惋惜不已。九月一日上片，赶上了大好档期，加上近年来大中华沙文主义在草根阶层日渐抬头，可以想见这部片子在未来的一周内都会造成一定的社会话题。从年前的无极，到暑期的石头，且不论口碑好坏，能形成社会话题就意味着回报良好，这可能是发行方的主导思想。问题在于真正具有仇日分人或许是主流话题的策动者，却从来不是影院票房的拉动力。再加上影片质量不合格，无力营造口碑，高群书导演的五百万巨债，还真让人捏一把汗。
9/13/2006
东京审判:想象的虚岸(zz)
来自: http://www.blogcn.com/User7/kavkalu/blog/41649484.html
想象的虚岸，中国导演在《东京审判》面前的心理动机（之一）(zz)
作者: kavkalu
题记：从《南京大屠杀》（吴子牛版）到《东京审判》（高群书版）都缺乏史诗大片的大气（可以参看《巴顿将军》和《攻克柏林》），而且，“不知什么原因”在这样沉重的历史话题里都如同注水肉一样不合时宜地加上了中国男人和日本女人的“爱情”，这样的选择在这种大题材的影片里不太恰当，它甚至有着妥协和献媚的心理，中国编剧应该明白，不是女人就能带来票房，而是你的电影是否真正触及人性的真相和人类共同道义的呈现！ ――――卡夫卡·陆（KavkaLu）
在911 的前夜我看了《东京审判》，我也听到上大一位老师在今天由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召开的研讨会上说当学生们听到6:5的投票同意日本战犯死刑时的鼓掌，我也听得发行方严伟先生说在成都模拟绞架的兴奋，然而，我却在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背后的隐忧，他们似乎没有听到印度法官关于佛学的论述（虽然这些论点在中国编剧手中有些拿捏不住），他们更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些外籍法官会反对死刑，这个来自信仰的因素被电影淡化了，这种淡化无疑削弱了这五位投反对死刑的法官的宗教和人性选择，这种选择的本身是超越了国家政治的，在天主教、基督教等欧美国家的信仰里只有上帝才有剥夺人类生命的权利，这种宗教感让他们选择了不！作为一部正史电影，中国电影人应该指出这个因素。
电影最大的问题不是死刑和道义的问题，而是电影回避了最为尖锐的问题，甚至连字幕都没有的关于731的问题，为什么远东法庭回避了对他们的审判，作为国际政治它远比是否审判天皇更有现实的意义，它甚至可以延续到日本战后右翼越发猖獗的基本因素！
作为一个爱着这片故土的中国人确实应该去看这部电影，这是一种民族责任和对于历史的回忆和对话，不过，这部名为《东京审判》的电影是否可以撑起这个甚至有些悲壮的历史话题，在中华民国派驻东京审判的大法官梅汝璈的日记里记录着大量资料，然而一部本来可以以这样一位具有中国精神为主线的电影硬生生被一条关于《大公报》美男记者（朱孝天）的副线所拖累，由于中国编剧对于战后日本历史、场景的想当然（酒吧的歌和场景都和历史有着巨大差异，对于这些编剧可以从50 年代日本电影找到答案）那些人物设计成为了生硬的编造，我们承认任何国家电影有着宣教的目的，但是，任何人物都应符合历史真实。
影片如果真的为这位刚正不阿的梅汝璈法官力传，可惜搞电视剧出身的导演对于单线条叙事的政论电影把握能力欠缺，所谓的的群像戏其实是他无力紧凑应有的叙事张力，听几位知道内情的老师讲一稿的剧本更加糟糕，从中可见我们编剧历史的眼光和在经济大潮里的过于迎合市场的明星化选择。
……
作为中华民国政治史的一部分，我党从题材搁置到有限崭露这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大进步但是，我对所有掌控着国家公器和主流媒体的这些文艺工作者说一句真话，我理解你们的爱国之心和民族主义立场，然而，这样一部在娱乐（副线）和史实（主线）摇摆的电影真的没有必要让中国这些同样不知历史的80一代看，看这样的电影还不如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关于东京审判的纪录片，历史的意义是凝重而严肃的，任何在政治史实类电影里注入不着边际的爱情戏和所谓小人物的戏剧冲突都会无形中削减历史的真实感，本片可以深入的远东法庭人物心理和法庭的戏都被那条副线所牵制，这是令人遗憾的。
在今天的讨论会上，我曾经和上海电影协会的一些专家争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曾志伟演的日本老兵那句“狗日的日本鬼子”是否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宣泄，这种有悖于日本人心态（它甚至不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三国连太郎先生的下跪来得真实可信）却能引起鼓掌的片断其实过于虚幻感，还有作为中国证人出庭的和尚戏也过于戏剧，导演的意图其实非常明确他用和尚这个特殊的亚洲符号去回应当下敏感的靖国神社问题向呼应，然而，那个和尚的叫嚷是苍白的！对于细节，我后文再说！
中国人编剧应该负起历史责任，从《南京大屠杀》（吴子牛版）到《东京审判》（高群书版）都缺乏史诗大片的大气（可以参看《巴顿将军》和《攻克柏林》），而且，“不知什么原因”在这样沉重的历史话题里都如同注水肉一样不合时宜地加上了中国男人和日本女人的“爱情”，这样的选择在这种大题材的影片里不太恰当，它甚至有着妥协和献媚的心理，中国编剧应该明白，不是女人就能带来票房，而是你的电影是否真正触及人性的真相和人类共同道义的呈现！
作为一个已经不惑之年的中国人，我也了然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这正是中国编剧之难题所在，但，当我们选择了责任，我们选择了历史，我们至少应该有《鬼子来了》那样敢于揭示民族性和抗战真相的影片，口碑不是靠党务包场和主流媒体宣传来的。
口碑在每个真正终于国家和人民的中国人心里，历史即便是螺旋型发展的它依旧会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他的人民。
历史的真相不会沉默。
作为中国人对于这部电影的感情非常复杂，毕竟这是我党对于历史真相尺度放宽（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以及和他相关的历史事件）后第一部作品，虽然它有着太多值得探讨的话题和方法论上的改进，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明白东京审判的意义和它背后太多的历史交易！
人民有权知道！在电影宣传的文案上有着这样一句话：每个中国人必看的电影，我看还是暂时必看吧，我们寄希望于这类影片更加深入展现历史和附着在历史里的暗流！
对于电影本身的问题，有时间再说！
感谢上海电影评论学会所有专家的发言，这些发言让我更加了然政治和话语权意义，在回家的车上，我自始至终在考虑是否讲真话，结果是不管怎样，我依旧选择了真话另，今天凌晨贾樟柯导演《三峡好人》得了威尼斯金狮奖。
2006年9月10日 星期日 下午23时32分 扬翼云间 918前夕 寒鸦精舍
想象的虚岸，中国导演在《东京审判》面前的心理动机（之一）(zz)
作者: kavkalu
题记：从《南京大屠杀》（吴子牛版）到《东京审判》（高群书版）都缺乏史诗大片的大气（可以参看《巴顿将军》和《攻克柏林》），而且，“不知什么原因”在这样沉重的历史话题里都如同注水肉一样不合时宜地加上了中国男人和日本女人的“爱情”，这样的选择在这种大题材的影片里不太恰当，它甚至有着妥协和献媚的心理，中国编剧应该明白，不是女人就能带来票房，而是你的电影是否真正触及人性的真相和人类共同道义的呈现！ ――――卡夫卡·陆（KavkaLu）
在911 的前夜我看了《东京审判》，我也听到上大一位老师在今天由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召开的研讨会上说当学生们听到6:5的投票同意日本战犯死刑时的鼓掌，我也听得发行方严伟先生说在成都模拟绞架的兴奋，然而，我却在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背后的隐忧，他们似乎没有听到印度法官关于佛学的论述（虽然这些论点在中国编剧手中有些拿捏不住），他们更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些外籍法官会反对死刑，这个来自信仰的因素被电影淡化了，这种淡化无疑削弱了这五位投反对死刑的法官的宗教和人性选择，这种选择的本身是超越了国家政治的，在天主教、基督教等欧美国家的信仰里只有上帝才有剥夺人类生命的权利，这种宗教感让他们选择了不！作为一部正史电影，中国电影人应该指出这个因素。
电影最大的问题不是死刑和道义的问题，而是电影回避了最为尖锐的问题，甚至连字幕都没有的关于731的问题，为什么远东法庭回避了对他们的审判，作为国际政治它远比是否审判天皇更有现实的意义，它甚至可以延续到日本战后右翼越发猖獗的基本因素！
作为一个爱着这片故土的中国人确实应该去看这部电影，这是一种民族责任和对于历史的回忆和对话，不过，这部名为《东京审判》的电影是否可以撑起这个甚至有些悲壮的历史话题，在中华民国派驻东京审判的大法官梅汝璈的日记里记录着大量资料，然而一部本来可以以这样一位具有中国精神为主线的电影硬生生被一条关于《大公报》美男记者（朱孝天）的副线所拖累，由于中国编剧对于战后日本历史、场景的想当然（酒吧的歌和场景都和历史有着巨大差异，对于这些编剧可以从50 年代日本电影找到答案）那些人物设计成为了生硬的编造，我们承认任何国家电影有着宣教的目的，但是，任何人物都应符合历史真实。
影片如果真的为这位刚正不阿的梅汝璈法官力传，可惜搞电视剧出身的导演对于单线条叙事的政论电影把握能力欠缺，所谓的的群像戏其实是他无力紧凑应有的叙事张力，听几位知道内情的老师讲一稿的剧本更加糟糕，从中可见我们编剧历史的眼光和在经济大潮里的过于迎合市场的明星化选择。
……
作为中华民国政治史的一部分，我党从题材搁置到有限崭露这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大进步但是，我对所有掌控着国家公器和主流媒体的这些文艺工作者说一句真话，我理解你们的爱国之心和民族主义立场，然而，这样一部在娱乐（副线）和史实（主线）摇摆的电影真的没有必要让中国这些同样不知历史的80一代看，看这样的电影还不如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关于东京审判的纪录片，历史的意义是凝重而严肃的，任何在政治史实类电影里注入不着边际的爱情戏和所谓小人物的戏剧冲突都会无形中削减历史的真实感，本片可以深入的远东法庭人物心理和法庭的戏都被那条副线所牵制，这是令人遗憾的。
在今天的讨论会上，我曾经和上海电影协会的一些专家争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曾志伟演的日本老兵那句“狗日的日本鬼子”是否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宣泄，这种有悖于日本人心态（它甚至不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三国连太郎先生的下跪来得真实可信）却能引起鼓掌的片断其实过于虚幻感，还有作为中国证人出庭的和尚戏也过于戏剧，导演的意图其实非常明确他用和尚这个特殊的亚洲符号去回应当下敏感的靖国神社问题向呼应，然而，那个和尚的叫嚷是苍白的！对于细节，我后文再说！
中国人编剧应该负起历史责任，从《南京大屠杀》（吴子牛版）到《东京审判》（高群书版）都缺乏史诗大片的大气（可以参看《巴顿将军》和《攻克柏林》），而且，“不知什么原因”在这样沉重的历史话题里都如同注水肉一样不合时宜地加上了中国男人和日本女人的“爱情”，这样的选择在这种大题材的影片里不太恰当，它甚至有着妥协和献媚的心理，中国编剧应该明白，不是女人就能带来票房，而是你的电影是否真正触及人性的真相和人类共同道义的呈现！
作为一个已经不惑之年的中国人，我也了然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这正是中国编剧之难题所在，但，当我们选择了责任，我们选择了历史，我们至少应该有《鬼子来了》那样敢于揭示民族性和抗战真相的影片，口碑不是靠党务包场和主流媒体宣传来的。
口碑在每个真正终于国家和人民的中国人心里，历史即便是螺旋型发展的它依旧会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他的人民。
历史的真相不会沉默。
作为中国人对于这部电影的感情非常复杂，毕竟这是我党对于历史真相尺度放宽（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以及和他相关的历史事件）后第一部作品，虽然它有着太多值得探讨的话题和方法论上的改进，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明白东京审判的意义和它背后太多的历史交易！
人民有权知道！在电影宣传的文案上有着这样一句话：每个中国人必看的电影，我看还是暂时必看吧，我们寄希望于这类影片更加深入展现历史和附着在历史里的暗流！
对于电影本身的问题，有时间再说！
感谢上海电影评论学会所有专家的发言，这些发言让我更加了然政治和话语权意义，在回家的车上，我自始至终在考虑是否讲真话，结果是不管怎样，我依旧选择了真话另，今天凌晨贾樟柯导演《三峡好人》得了威尼斯金狮奖。
2006年9月10日 星期日 下午23时32分 扬翼云间 918前夕 寒鸦精舍
东京审判:对中国观众智力的不信任(zz)
来自: http://talk.163.com/06/0911/10/2QNU8DK600301IJO.html
对中国观众智力的不信任——《东京审判》观后
作者：魔鬼教官
即使不是因为被拉去填一分看片评价表而得到免费的机会，我也会对新片《东京审判》好奇地看个究竟。因为我多少对有关东京审判中日双方的观点都看过一点，在今天中日关系再次跌入谷底时，这段历史被第一次在国内正面表现会是怎样。
无论是从我们一般对东京审判这段历史的认识，还是从市场反映来看，这部片子多少都算得是部分成功的。虽然影片主要情节是试图复现法庭审判过程，对今天中国观众的胃口来说，也许会显得冗长，但目前国内对中日关系和历史问题的关心程度，都决定了这部片子绝不可能冷寂。
我把这部电影定位为一种“民族励志”片。因为影片主要表达的几个冲突，都在努力刻画和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一个民族落后，那么它或它的代表者就会在任何国际舞台上被人瞧不起。电影的几个重头戏是中国法官该占据何席次、是否该判处主要战犯死刑上的几个情节上。扮演梅汝璈的香港演员刘松仁，把梅当时因中国国力弱而遭人歧视，以及由此付出的种种巨大努力和内心所受的焦虑、煎熬，都表现得非常到位。这部电影，无疑重在用六十年前梅汝璈遭遇的民族自尊和情感来激励今天的中国人要奋发图强。
把它作为一部朴素的“民族励志”片看待，我以为这种情节主线的设计无可厚非，首先它符合基本历史事实，从梅汝璈的回忆录中不难看出，影片中重点反映的情节都是他的真实经历和感受。其次，它在其他线索上围绕这个目的也做得非常成功。譬如，影片一开始梅汝璈晚上乘坐挂着中华民国国旗的轿车在街头碰到两名失意醉酒的日本旧军人，这两人一边大喊“日本不是被你们支那打败的，而是被美国打败的”，一边用酒瓶子追打轿车，接下来，被这幕场景激怒到极点的中国观众会感觉稍微爽了一把：美国司机跳出来开枪击毙了这两个冒犯大法官的日本酒徒。
也许是制作者实在是担心，如果这部电影只反映法庭争辩，市场恐怕很难接受，于是它在一部民族励志片里加进了毫不相干的中日三角恋：中国记者在法庭上遇见了当年的日本同学，这位也在做记者的日本女同学暗恋着中国男记者，另外一位待业在家的日本男同学暗恋着日本女记者，而且仇恨着给他带来丧兄之痛的中国人。这三个人没事就坐在一起喝闷酒，而且，还要经常和梅汝璈法官在一起。而梅汝璈法官不但要和这几个莫名其妙的家伙搅在一起，还和一位日本酒馆的老板娘成了熟人，这导致了老板娘在为梅汝璈献舞时被人开枪打死——Ｇａｄｓａｖｅｍｅ！死在梅汝璈法官的怀里。
如果一部电影中有位演员的古怪表演能使观众凝视着他发呆，这该是一种灾难。电影《东京审判》的终结者是那位戏分很多的中国记者，他多半时候只会目光呆滞伸着下巴耍酷，话少且绝对的含混不清，有一种努力要从屏幕里挣扎着掉下来的颓废气质。后来经人提醒，原来他是Ｆ４里的朱孝天，难怪中国记者一直长发飘飘呢。当朱孝天在与他的日本同学争辩时，难得地咬着舌尖含混不清地说出一个长句子，那你知道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吗？我的心难过地揪紧了，饶了这可怜的孩子吧，也许他真是第一次知道这些历史名词呢。等到朱的日本男同学嫉妒大作开枪击毙了日本女记者，朱孝天跪在地上摇着女记者的身体哭诉道：呜呜呜，你不要死你不要死好吗？本来被一直被导演营造的悲愤情绪绷得紧紧的观众，终于忍不住一起大笑起来。
呜呜呜，导演，你不要歧视中国人的智力好吗？
前面说了，我一点不反对这部电影“民族励志”的立意。但即使作为“民族励志”片，其中几个场景还是值得商榷。比如，在关于是否要判处几位甲级战犯问题上，梅汝璈法官与其他几位法官的争议。影片安排了一场梅汝璈与那位著名的印度法官帕尔的对白，帕尔陈述他反对死刑的理由，居然是根据佛教的善恶报应和生命轮回观，这使得观众会认为，这场严肃的审判怎么把一个迂腐而不懂得是非观念的佛教徒搞来当法官，简直是在开历史玩笑。而事实上，东京审判的法官中，帕尔是惟一一位在国际法学上拥有权威地位的法官，无论他在东京审判上所持的基本观点我们是否同意，他本人的法学修养是不可采用一种多少带有恶搞的方式来调笑的。
把帕尔法官有意无意地刻画为一个糊涂虫（有几句对白的法国法官可能也会给中国观众留下同样的观感），无助于让中国观众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严肃的审判的印象。事实上，如果我们借鉴美国好莱坞爱国主旋律大片的经验，就不应当采用故意损毁对手智力的办法，展现历史复杂性的一面，不但不妨碍主旋律的表达，反而显得真实可信。帕尔法官之在历史上著名，倒不是反对日本战犯的死刑，而是坚持日本战犯无罪！此人在审判结束后，写了本６０万言的《日本无罪论》，成为很多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今天，日本靖国神社内就有帕尔的石像。
所以我认为，《东京审判》完全应当把中国记者与日本记者的三角恋之类的垃圾删去，而把重点落在东京审判过程的本身，其中包含的复杂冲突，因为中国观众大多数都对此完全陌生，可能会造成巨大的观念冲击——但却是在可以接受之列，并不妨碍“民族励志”，相反，恰当地表现事实本身的深刻和复杂，会使“民族励志”避免只流于浅薄和粗鄙。梅汝璈法官在东京审判期间，面临的挑战和可做“民族励志”之用的经历，远非中国与英国谁该排在第二之类的“国格”之争——这多少是对一个２４岁即留洋拿到法学博士的先辈的专业、智力的侮辱。事实上，东京审判过程中，中国在证明日军在华犯罪时证人证据上的一些遗憾表现，电影中若适当予以表现，对正在逐步接受现代法律观念的中国观众来说，未必不是一种“民族励志”。
如果，要今天的观众从梅汝璈法官身上的经历体验民族曾经的悲楚，那么结尾多少有些坏人终被正义审判的调子就该修改。进入１９４８年，国共决战的最终命运已见分晓，全世界瞩目焦点早不是东京审判，而是东西方冷战的最新角力。东京审判早已准备虎头蛇尾准备潦草收场，甚至当时法官团们都不甚关心审判何时结束。在梅汝璈慷慨激昂地争取把日本战犯送上绞刑架否则自杀以谢国人时，国人关心的早不是日本战犯元凶命运如何，而是自己命运如何。缺少了对这一重要历史背景的铺陈，梅汝璈那一代人命运的历史苦涩便无由地失去了分量。“民族励志”又显得何其浅薄。
也许，这在今天的大环境下可能是对《东京审判》制作者的一种为难，但我没有看到他们在“民族励志”的深刻上做出任何努力和尝试，只看到他们对中国观众智力上的不信任。
对中国观众智力的不信任——《东京审判》观后
作者：魔鬼教官
即使不是因为被拉去填一分看片评价表而得到免费的机会，我也会对新片《东京审判》好奇地看个究竟。因为我多少对有关东京审判中日双方的观点都看过一点，在今天中日关系再次跌入谷底时，这段历史被第一次在国内正面表现会是怎样。
无论是从我们一般对东京审判这段历史的认识，还是从市场反映来看，这部片子多少都算得是部分成功的。虽然影片主要情节是试图复现法庭审判过程，对今天中国观众的胃口来说，也许会显得冗长，但目前国内对中日关系和历史问题的关心程度，都决定了这部片子绝不可能冷寂。
我把这部电影定位为一种“民族励志”片。因为影片主要表达的几个冲突，都在努力刻画和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一个民族落后，那么它或它的代表者就会在任何国际舞台上被人瞧不起。电影的几个重头戏是中国法官该占据何席次、是否该判处主要战犯死刑上的几个情节上。扮演梅汝璈的香港演员刘松仁，把梅当时因中国国力弱而遭人歧视，以及由此付出的种种巨大努力和内心所受的焦虑、煎熬，都表现得非常到位。这部电影，无疑重在用六十年前梅汝璈遭遇的民族自尊和情感来激励今天的中国人要奋发图强。
把它作为一部朴素的“民族励志”片看待，我以为这种情节主线的设计无可厚非，首先它符合基本历史事实，从梅汝璈的回忆录中不难看出，影片中重点反映的情节都是他的真实经历和感受。其次，它在其他线索上围绕这个目的也做得非常成功。譬如，影片一开始梅汝璈晚上乘坐挂着中华民国国旗的轿车在街头碰到两名失意醉酒的日本旧军人，这两人一边大喊“日本不是被你们支那打败的，而是被美国打败的”，一边用酒瓶子追打轿车，接下来，被这幕场景激怒到极点的中国观众会感觉稍微爽了一把：美国司机跳出来开枪击毙了这两个冒犯大法官的日本酒徒。
也许是制作者实在是担心，如果这部电影只反映法庭争辩，市场恐怕很难接受，于是它在一部民族励志片里加进了毫不相干的中日三角恋：中国记者在法庭上遇见了当年的日本同学，这位也在做记者的日本女同学暗恋着中国男记者，另外一位待业在家的日本男同学暗恋着日本女记者，而且仇恨着给他带来丧兄之痛的中国人。这三个人没事就坐在一起喝闷酒，而且，还要经常和梅汝璈法官在一起。而梅汝璈法官不但要和这几个莫名其妙的家伙搅在一起，还和一位日本酒馆的老板娘成了熟人，这导致了老板娘在为梅汝璈献舞时被人开枪打死——Ｇａｄｓａｖｅｍｅ！死在梅汝璈法官的怀里。
如果一部电影中有位演员的古怪表演能使观众凝视着他发呆，这该是一种灾难。电影《东京审判》的终结者是那位戏分很多的中国记者，他多半时候只会目光呆滞伸着下巴耍酷，话少且绝对的含混不清，有一种努力要从屏幕里挣扎着掉下来的颓废气质。后来经人提醒，原来他是Ｆ４里的朱孝天，难怪中国记者一直长发飘飘呢。当朱孝天在与他的日本同学争辩时，难得地咬着舌尖含混不清地说出一个长句子，那你知道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吗？我的心难过地揪紧了，饶了这可怜的孩子吧，也许他真是第一次知道这些历史名词呢。等到朱的日本男同学嫉妒大作开枪击毙了日本女记者，朱孝天跪在地上摇着女记者的身体哭诉道：呜呜呜，你不要死你不要死好吗？本来被一直被导演营造的悲愤情绪绷得紧紧的观众，终于忍不住一起大笑起来。
呜呜呜，导演，你不要歧视中国人的智力好吗？
前面说了，我一点不反对这部电影“民族励志”的立意。但即使作为“民族励志”片，其中几个场景还是值得商榷。比如，在关于是否要判处几位甲级战犯问题上，梅汝璈法官与其他几位法官的争议。影片安排了一场梅汝璈与那位著名的印度法官帕尔的对白，帕尔陈述他反对死刑的理由，居然是根据佛教的善恶报应和生命轮回观，这使得观众会认为，这场严肃的审判怎么把一个迂腐而不懂得是非观念的佛教徒搞来当法官，简直是在开历史玩笑。而事实上，东京审判的法官中，帕尔是惟一一位在国际法学上拥有权威地位的法官，无论他在东京审判上所持的基本观点我们是否同意，他本人的法学修养是不可采用一种多少带有恶搞的方式来调笑的。
把帕尔法官有意无意地刻画为一个糊涂虫（有几句对白的法国法官可能也会给中国观众留下同样的观感），无助于让中国观众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严肃的审判的印象。事实上，如果我们借鉴美国好莱坞爱国主旋律大片的经验，就不应当采用故意损毁对手智力的办法，展现历史复杂性的一面，不但不妨碍主旋律的表达，反而显得真实可信。帕尔法官之在历史上著名，倒不是反对日本战犯的死刑，而是坚持日本战犯无罪！此人在审判结束后，写了本６０万言的《日本无罪论》，成为很多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今天，日本靖国神社内就有帕尔的石像。
所以我认为，《东京审判》完全应当把中国记者与日本记者的三角恋之类的垃圾删去，而把重点落在东京审判过程的本身，其中包含的复杂冲突，因为中国观众大多数都对此完全陌生，可能会造成巨大的观念冲击——但却是在可以接受之列，并不妨碍“民族励志”，相反，恰当地表现事实本身的深刻和复杂，会使“民族励志”避免只流于浅薄和粗鄙。梅汝璈法官在东京审判期间，面临的挑战和可做“民族励志”之用的经历，远非中国与英国谁该排在第二之类的“国格”之争——这多少是对一个２４岁即留洋拿到法学博士的先辈的专业、智力的侮辱。事实上，东京审判过程中，中国在证明日军在华犯罪时证人证据上的一些遗憾表现，电影中若适当予以表现，对正在逐步接受现代法律观念的中国观众来说，未必不是一种“民族励志”。
如果，要今天的观众从梅汝璈法官身上的经历体验民族曾经的悲楚，那么结尾多少有些坏人终被正义审判的调子就该修改。进入１９４８年，国共决战的最终命运已见分晓，全世界瞩目焦点早不是东京审判，而是东西方冷战的最新角力。东京审判早已准备虎头蛇尾准备潦草收场，甚至当时法官团们都不甚关心审判何时结束。在梅汝璈慷慨激昂地争取把日本战犯送上绞刑架否则自杀以谢国人时，国人关心的早不是日本战犯元凶命运如何，而是自己命运如何。缺少了对这一重要历史背景的铺陈，梅汝璈那一代人命运的历史苦涩便无由地失去了分量。“民族励志”又显得何其浅薄。
也许，这在今天的大环境下可能是对《东京审判》制作者的一种为难，但我没有看到他们在“民族励志”的深刻上做出任何努力和尝试，只看到他们对中国观众智力上的不信任。
东京审判与日本甲级战犯(zz)
1946年1月19日,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11国代表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国际审判。审判历时两年多，宣判25名日本甲级战犯有罪，对东条英机等7人判处绞刑。这个审判史称“东京审判”，它是正义对非正义、被侵略者对侵略者、受害者对施害者、反法西斯阵营对法西斯势力的审判。任何人企图推翻这一公正的审判结果，都是国际社会决不能答应的。
然而，日本政要日前公然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果，为日本二战甲级战犯开脱罪责。日本宗教法人团体靖国神社6月4日又发表声明称，不会将二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从靖国神社移走，并宣称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远东军事法庭给这些战犯所定罪名依旧存有争议。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６０周年之际，日本政要竟然发表为甲级战犯翻案的荒谬言论，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日本究竟要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一、两年半的东京审判
1945年8月1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上将为接受日本投降的盟军最高统帅。9月 6日，46万美军陆续进驻日本，控制了日本各大城市和战略中心。9月8日，麦克阿瑟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的名义，宣布在东京建立驻日盟军总部。他选中在已被烧毁了的天皇皇宫对面的一家日本大保险公司的办公楼，作为盟军总部驻地。9月11日，盟军总部根据美、英、中（后苏加入）联合签署的《波茨坦公告》精神，逮捕东条英机等28名（后又陆续拘捕104名）甲级战犯嫌疑者，同时筹备审判机构。次年1月19日，盟军总部宣布：成立由中、苏、美、英、法、荷、加、澳、新、印、菲等11个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对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和违反人道罪的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因为在东京进行，所以也称东京审判。
法庭设在东京废墟包围着的名叫市谷高地的一幢庞大建筑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幢建筑原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二战期间被陆军省和参谋部用作礼堂。这个昔日日本策划侵略战争的场所，经过几个月的“美国式”修整，已经焕然一新。一块用两行英文黑字写就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褐色木牌，钉在大门前的假山上的一棵枯萎了的松树干上，十分抢眼。
第一次庭审于1946年5月3日举行。11位法官坐在大厅高台的审判席上，他们的身后是本国的国旗。中国法官梅汝璈，坐在庭长、澳大利亚人韦伯的左侧。法官席对面，是稍低的公诉方代表、辩护方代表、速记员和译员的席位。对面有两排长椅，前排坐着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后排坐着松井石根、重光葵等被告。他们的身后，站着头戴白盔、腿套白护套的美国宪兵。右边是200个记者席位，记者有外国的，也有日本的。他们的上方是楼座来宾、旁听席位，有300名盟国代表，有200名日本代表。
当日下午，首席检察官美国人基南，开始宣读由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费时5个月起草的起诉书。长长的起诉书，花了两天才读完。接着也就开始了检察方的起诉阶段。1947年1月，庭审转入辩护方辩护阶段。此后由检察、辩护两方往复辨论，以及检察方进行最后论罪求刑，辩护方进行最后申述。延至1948年4月16 日，旷日持久的东京审判，开庭了818次，提到了1602份书证，传唤了524个证人；辩护方最后发言持续31天，速记记录长达6033页（打字纸）；公诉人最后发言持续14天，速记记录长达3126页。
1948年11日4日上午9时半，法庭再次开庭。庭长韦伯在说完“现在开始，本官宣布判决”后，就流利地宣读起判决书来。判决书共10章，加上附属书，总计达1212页（英文）。第7天（11月12日）下午，读到第10章，证明25名被告均有罪（另外有被告2名在起诉过程中死亡，1名因患有精神病，丧失刑事责任能力），其中7人被判处绞刑，2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刑，14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分别被判处20年、7年有期徒刑。
二、七名被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的“罪行”
1．东条英机（1884－1948）
日本陆军大将，内阁首相。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35年任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后任关东军参谋长。“七七”事变后，率部进犯承德、张家口等地。1941年10月任内阁首相兼陆军大臣和内政大臣，晋升陆军大将。仕任后他签署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逮捕世界著名反法西斯英雄、苏联谍报员哈尔德· 左尔德和他领导的拉姆扎小组（其中有日、苏、德、朝、中、美、英、南、丹等9国人），成为轰动世界的重要事件。同年12月7日，他发动太平洋战争，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偷袭珍珠港事件。12月8日，日本又对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威克岛（美占）、古尔伯特群岛（英占）和香港发动进攻，再次得逞。之后，又占领了印度支那、印尼和缅甸。
1944年2月21日，东条英机解除杉山参谋总长的职务，把首相、内政大臣、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四个要职集于一身，成了十足的日本独裁者。
因此，他是被捕的首批日本甲级战犯嫌疑者的第一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
2．广田弘毅（1878－1948）
日本内阁首相。1898年以外交官候补资格，随林权助代办驻北京。后升外务省情报部次长、欧美局长、驻荷兰公使。1930年任驻苏联大使，交涉中东铁路（中国满洲里－绥芬河）所有权事。1933年任斋藤内阁外务大臣，继任冈田内阁外务大臣。1936年1月21日，他在议会演说中，提出对华政策新方针，即 “广田三原则”：（一）要求中国取消一切排日运动，（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三）中日共同防共。1936年3月至1937年2月任首相，缔结“日德意防共轴心同盟”。1938年5月，任近卫内阁外务大臣。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谋之一。在日军侵占南京后进行大屠杀，他作为外务大臣，马上得到了这一暴行的消息，但他没有在内阁坚持采取断然行动，立即将暴行停止下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广田弘毅列为第二大战犯，是文官中唯一被判处绞刑者。
3．土肥原贤二（1883－1948）
日本陆军大将。1913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以外交官身份来华从事情报工作。1928年任奉天督军顾问。1931年任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参与策划 “九一八”事变，后任伪沈阳市长，并亲自赴天津挟持清废帝溥仪到长春组织伪满洲国。1935年策划华北5省“自治运动”，迫使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签订《秦土协定》，炮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长城战役时任旅团长。“七七”事变后，任侵华日军第十四师团长，攻掠山东等地。1938年在上海设立“土肥原机关”，阴谋策划唐绍仪、吴佩孚等出任伪职。1939年任第五军司令官、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41年任航空总监，晋升陆军大将。1944年4月至1945 年4月任第七方面军司令官，进攻南洋。1945年5月至日本投降，任第十二方面军司令官兼第一军总司令官，主张本土决战。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土肥原贤二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
4．板横征四郎（1885－1948）
日本陆军大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陆军大学。曾任参谋本部部员、驻中国公使馆副武官、关东军参谋、伪满洲国执政顾问、关东军副参谋长。“七七”事变后，任日本侵华派遣军第五师团长，率部进攻华北。1938年任陆军大臣，次年任进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1941年晋升陆军大将。1945年初至日本投降，任驻朝鲜军司令官、驻新加坡第七方面军司令官。
东京审判时，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
5．松井石根（1878－1948）
日本陆军大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曾任日本参谋本部课员，驻海参崴派遣军参谋，参谋本部第二部长，驻中国使馆武官、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第十一师团长，驻台湾日军司令官。1933年晋升陆军大将。“七七”事变后，任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所部侵占南京，进行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松井石根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
6．木村兵太郎（1888－1948）
日本陆军大将。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36年8月，以陆军少将任日本陆军省兵器局长，后转任兵器行政本部长。1939年晋升中将，任第二十三师团长，驻中国济南。1940年任关东军参谋长。1941年任陆军次长。在任期内，积极参与策划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后任企划院参议及总体战研究所顾问。1944 年8月任日本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晋升大将。因其凶恶残忍，有“缅甸屠夫”之称。“1945年4月底，木村和他的司令部迁往毛淡棉（缅甸第三大城市）。随后暴行就在毛淡棉及其郊区出现了。1945年7月7日屠杀了格拉圭岛全岛居民。这一切就发生在距木村司令部10里的地方，是按照他属下军官的命令行事的。木村来到毛淡棉后，毛淡棉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宪兵对缅甸人和在土瓦（毛淡棉南约270公里）战俘营关押的人更是惨无人道，用饥饿和毒打折磨他们。”
东京审判时，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
7．武藤章（1892－1948）
日本陆军中将。192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后留学德国。回国后在参谋本部任职。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任日本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同年11月成为松井石根的幕僚，参与南京大屠杀。1938年7月改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1939年回国，出任陆军省军务省长，成为日本积极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主谋之一。1941年晋升中将。1942年任日军第二近卫师团长，指挥日军在印尼苏门答腊北部作战。1944年10月改任日本菲律宾方面军参谋长。之后，日军在菲律宾的大屠杀日益凶残。“由马尼拉岸防长官颁发的，签署日期为1944年12月以及1945年1月和2月的关于大规模屠杀菲律宾人的命令，其中之一内称：‘……在处决菲律宾人时，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尽量集中到一处，这样可以节省弹药和体力’……”“十多万无辜的菲律宾人惨死在这类行动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武藤章定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
然而，日本政要日前公然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果，为日本二战甲级战犯开脱罪责。日本宗教法人团体靖国神社6月4日又发表声明称，不会将二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从靖国神社移走，并宣称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远东军事法庭给这些战犯所定罪名依旧存有争议。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６０周年之际，日本政要竟然发表为甲级战犯翻案的荒谬言论，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日本究竟要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一、两年半的东京审判
1945年8月1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上将为接受日本投降的盟军最高统帅。9月 6日，46万美军陆续进驻日本，控制了日本各大城市和战略中心。9月8日，麦克阿瑟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的名义，宣布在东京建立驻日盟军总部。他选中在已被烧毁了的天皇皇宫对面的一家日本大保险公司的办公楼，作为盟军总部驻地。9月11日，盟军总部根据美、英、中（后苏加入）联合签署的《波茨坦公告》精神，逮捕东条英机等28名（后又陆续拘捕104名）甲级战犯嫌疑者，同时筹备审判机构。次年1月19日，盟军总部宣布：成立由中、苏、美、英、法、荷、加、澳、新、印、菲等11个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对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和违反人道罪的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因为在东京进行，所以也称东京审判。
法庭设在东京废墟包围着的名叫市谷高地的一幢庞大建筑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幢建筑原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二战期间被陆军省和参谋部用作礼堂。这个昔日日本策划侵略战争的场所，经过几个月的“美国式”修整，已经焕然一新。一块用两行英文黑字写就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褐色木牌，钉在大门前的假山上的一棵枯萎了的松树干上，十分抢眼。
第一次庭审于1946年5月3日举行。11位法官坐在大厅高台的审判席上，他们的身后是本国的国旗。中国法官梅汝璈，坐在庭长、澳大利亚人韦伯的左侧。法官席对面，是稍低的公诉方代表、辩护方代表、速记员和译员的席位。对面有两排长椅，前排坐着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后排坐着松井石根、重光葵等被告。他们的身后，站着头戴白盔、腿套白护套的美国宪兵。右边是200个记者席位，记者有外国的，也有日本的。他们的上方是楼座来宾、旁听席位，有300名盟国代表，有200名日本代表。
当日下午，首席检察官美国人基南，开始宣读由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费时5个月起草的起诉书。长长的起诉书，花了两天才读完。接着也就开始了检察方的起诉阶段。1947年1月，庭审转入辩护方辩护阶段。此后由检察、辩护两方往复辨论，以及检察方进行最后论罪求刑，辩护方进行最后申述。延至1948年4月16 日，旷日持久的东京审判，开庭了818次，提到了1602份书证，传唤了524个证人；辩护方最后发言持续31天，速记记录长达6033页（打字纸）；公诉人最后发言持续14天，速记记录长达3126页。
1948年11日4日上午9时半，法庭再次开庭。庭长韦伯在说完“现在开始，本官宣布判决”后，就流利地宣读起判决书来。判决书共10章，加上附属书，总计达1212页（英文）。第7天（11月12日）下午，读到第10章，证明25名被告均有罪（另外有被告2名在起诉过程中死亡，1名因患有精神病，丧失刑事责任能力），其中7人被判处绞刑，2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刑，14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分别被判处20年、7年有期徒刑。
二、七名被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的“罪行”
1．东条英机（1884－1948）
日本陆军大将，内阁首相。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35年任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后任关东军参谋长。“七七”事变后，率部进犯承德、张家口等地。1941年10月任内阁首相兼陆军大臣和内政大臣，晋升陆军大将。仕任后他签署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逮捕世界著名反法西斯英雄、苏联谍报员哈尔德· 左尔德和他领导的拉姆扎小组（其中有日、苏、德、朝、中、美、英、南、丹等9国人），成为轰动世界的重要事件。同年12月7日，他发动太平洋战争，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偷袭珍珠港事件。12月8日，日本又对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威克岛（美占）、古尔伯特群岛（英占）和香港发动进攻，再次得逞。之后，又占领了印度支那、印尼和缅甸。
1944年2月21日，东条英机解除杉山参谋总长的职务，把首相、内政大臣、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四个要职集于一身，成了十足的日本独裁者。
因此，他是被捕的首批日本甲级战犯嫌疑者的第一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
2．广田弘毅（1878－1948）
日本内阁首相。1898年以外交官候补资格，随林权助代办驻北京。后升外务省情报部次长、欧美局长、驻荷兰公使。1930年任驻苏联大使，交涉中东铁路（中国满洲里－绥芬河）所有权事。1933年任斋藤内阁外务大臣，继任冈田内阁外务大臣。1936年1月21日，他在议会演说中，提出对华政策新方针，即 “广田三原则”：（一）要求中国取消一切排日运动，（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三）中日共同防共。1936年3月至1937年2月任首相，缔结“日德意防共轴心同盟”。1938年5月，任近卫内阁外务大臣。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谋之一。在日军侵占南京后进行大屠杀，他作为外务大臣，马上得到了这一暴行的消息，但他没有在内阁坚持采取断然行动，立即将暴行停止下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广田弘毅列为第二大战犯，是文官中唯一被判处绞刑者。
3．土肥原贤二（1883－1948）
日本陆军大将。1913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以外交官身份来华从事情报工作。1928年任奉天督军顾问。1931年任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参与策划 “九一八”事变，后任伪沈阳市长，并亲自赴天津挟持清废帝溥仪到长春组织伪满洲国。1935年策划华北5省“自治运动”，迫使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签订《秦土协定》，炮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长城战役时任旅团长。“七七”事变后，任侵华日军第十四师团长，攻掠山东等地。1938年在上海设立“土肥原机关”，阴谋策划唐绍仪、吴佩孚等出任伪职。1939年任第五军司令官、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41年任航空总监，晋升陆军大将。1944年4月至1945 年4月任第七方面军司令官，进攻南洋。1945年5月至日本投降，任第十二方面军司令官兼第一军总司令官，主张本土决战。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土肥原贤二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
4．板横征四郎（1885－1948）
日本陆军大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陆军大学。曾任参谋本部部员、驻中国公使馆副武官、关东军参谋、伪满洲国执政顾问、关东军副参谋长。“七七”事变后，任日本侵华派遣军第五师团长，率部进攻华北。1938年任陆军大臣，次年任进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1941年晋升陆军大将。1945年初至日本投降，任驻朝鲜军司令官、驻新加坡第七方面军司令官。
东京审判时，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
5．松井石根（1878－1948）
日本陆军大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曾任日本参谋本部课员，驻海参崴派遣军参谋，参谋本部第二部长，驻中国使馆武官、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第十一师团长，驻台湾日军司令官。1933年晋升陆军大将。“七七”事变后，任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所部侵占南京，进行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松井石根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
6．木村兵太郎（1888－1948）
日本陆军大将。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36年8月，以陆军少将任日本陆军省兵器局长，后转任兵器行政本部长。1939年晋升中将，任第二十三师团长，驻中国济南。1940年任关东军参谋长。1941年任陆军次长。在任期内，积极参与策划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后任企划院参议及总体战研究所顾问。1944 年8月任日本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晋升大将。因其凶恶残忍，有“缅甸屠夫”之称。“1945年4月底，木村和他的司令部迁往毛淡棉（缅甸第三大城市）。随后暴行就在毛淡棉及其郊区出现了。1945年7月7日屠杀了格拉圭岛全岛居民。这一切就发生在距木村司令部10里的地方，是按照他属下军官的命令行事的。木村来到毛淡棉后，毛淡棉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宪兵对缅甸人和在土瓦（毛淡棉南约270公里）战俘营关押的人更是惨无人道，用饥饿和毒打折磨他们。”
东京审判时，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
7．武藤章（1892－1948）
日本陆军中将。192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后留学德国。回国后在参谋本部任职。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任日本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同年11月成为松井石根的幕僚，参与南京大屠杀。1938年7月改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1939年回国，出任陆军省军务省长，成为日本积极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主谋之一。1941年晋升中将。1942年任日军第二近卫师团长，指挥日军在印尼苏门答腊北部作战。1944年10月改任日本菲律宾方面军参谋长。之后，日军在菲律宾的大屠杀日益凶残。“由马尼拉岸防长官颁发的，签署日期为1944年12月以及1945年1月和2月的关于大规模屠杀菲律宾人的命令，其中之一内称：‘……在处决菲律宾人时，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尽量集中到一处，这样可以节省弹药和体力’……”“十多万无辜的菲律宾人惨死在这类行动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武藤章定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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