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passionfly@yjrg
2006年的9月，注定是纪念和追忆的时节，“9.11”事件五周年，“9.18”事变七十五周年，美国国耻日接踵而来的是中国国耻日，上苍似乎在冥冥之中暗示人们，对于战争的反思与感慨，纵亘历史，横越国界。
电影《东京审判》的上映，无疑给这样的时节更增添了浓浓的秋意。《东京审判》，一部以法律为主题、再现历史、弘扬爱国的主流电影，却得不到公共财政名正言顺的支持，流落到民间以市场化运作，却又险些在法治缺失的电影产业中因资金筹措不慎而翻船；《东京审判》，一部投资巨大、明星云集的大片，几经周折终于摄制完成，却因牵涉国际时局和政治稳定，涉嫌煽动民族仇恨，而迟迟未得审批公映，直到一年后四小时的样片被删减成一小时才终获上映，而在票房成绩斐然并受到观众肯定之际，许多院线却仍在犹豫和观望。这样一部电影的传奇式经历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中国电影人在权力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如履薄冰、如走钢丝；融资时如孙儿，受审时如媳妇；唯求剧本能得保全、影像能见天日；其艺术之多艰，其世态之炎凉，此案可见一斑。
话说回来，同情归同情，虽然资金困难又被删减，但对电影的本身的评价及其内容主题的思考却容不得降低标准和感情用事。要评价《东京审判》这部电影可以有各种参照，比如和时下国内外的商业电影比，和国内的“主旋律”电影比，和类似题材的文艺片及艺术电影比等等。
首先与商业片比，总的说来，《东京审判》在制作的观赏性和商业运作的层面，是在努力追赶国外的商业大片。比如历史和法律题材选择的看点、国际化演员班底和明星阵容、悬念和节奏的把握、摄影和视频剪辑的效果以及背景音效和音乐等，无疑这些与国内传统的“主旋律”电影相比，观赏性明显加强了。但是如果真跟国外顶尖的商业大片比，该片又明显有失分量不足，用导演高群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炒白菜”。比如支线的故事性很差，几乎是象征性的情节和场面，叙事不够流畅和集中，几个人物的纠葛很零散，过分依赖旁白，而旁白又显得很官腔，比不得摩根;弗里曼在《肖恩克的救赎》和《百万宝贝》里旁白的感觉。支线不仅单薄而且跟主线没有交叉，梅汝璈在支线里只是个看客，这又直接导致主线暴露出重复和枯燥的弊病，前伏笔后照应的悬念和豁然开朗的效果也就不明显（比如“保密”宣誓与片尾的投票、向哲浚的“秘密武器”、大川周明的疯癫也没有下文而转成了不远不近的旁白解释等），举证和反诘本适宜在支线中先予设计，然后在庭审中再现照应，结果片中却成了间隔着新闻短片和旁白解释的一次次开庭，几乎沦落为带音效和镜头跳跃的纪录片。商业法律片的灵魂就是“悬念”和“节奏转换”，悬念没做好就是致命的缺陷。再比如跟外国商业大片比，该片几乎没有外景，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历史商业片的灵魂就是“猎奇”和“时空感”，全篇自始至终没有当时中国和日本老百姓的群众场面，也没有今天两国年轻人和老人间交互的反应，这就大大降低了观赏性，远比不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和《拯救大兵瑞恩》的时空感。
导演高群书自称《东京审判》中是牺牲电影而保全历史，也就是说该片很多地方失却观赏性是为了再现历史原貌，而不作艺术性的夸张和情节增删。那么，我们就不能单从商业片角度指摘其不够好看，而还要从历史剧、文艺片的角度审视其得失。然而，总的说来片中明显体现出了导演国籍的主观倾向，而且抒情的成分多于思考。这便违背了历史片的中立和真实原则，也大大降低了其思想高度和历史内涵。比如从法律的角度而言，法官和检察官在审判期间是不得单方面接触的，而片中多次展现中国法官梅汝璈和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私下饮酒、聊天，甚至法官直接责怪检察官起诉和举证不力，这都有损中国法官的形象和尊严。再比如，刑事诉讼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而导演却把约瑟夫;季南检察官的慷慨陈词放到了最后，以此作为影片的高潮，感染大家反对战争和不人道，殊不知这样做反而大大降低了英美法审判程序的正义感和公信力。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如同真正中国“主旋律”影片中的一边倒“镇压反革命”式的庭审，高群书至少在《东京审判》中给了日方辩护人广濑一郎少许的辩护时间，也给了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自我辩护的台词，总算是给“阶级敌人”留了一口气，好让导演继续有靶子来鞣、让观众继续来泄愤。也许有些愤青看到这里会指责笔者是不是“胳膊肘往外拐”、“替日本鬼子说话”。可是请你们想一想，片中出庭指证日方的日军军官证人田中隆吉，不是也被日方辩护人斥责为“胳膊肘往外拐”、“你是不是日本人”吗？在被民族情感冲昏头脑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用理智来反思自己，是否会犯日本人犯过的同样错误？
其实，稍微冷静一下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战争受害者的中国人自己，我们的哀怨和愤怒已然不绝于耳，倒是更想听一听日方的辩护词。就好像自己被人打了，就特别想问个所以然，而不能不明不白的就把对方干掉，仅仅报仇了事；而是特别想让他自己来评评这理：到底是为什么？怎么能这么不讲理！你的理论是什么？只有问明白了这个，知道了根源，才知道如何根除，如何防患于未燃；也就知道了如何防止我们自己也犯同样的错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安心。显然，不管三七二十一，仅仅把日本人干掉，是不能达到上述效果的；因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没准哪天纳粹的思想会从我们自己的脑子里滋长出来，然后杀掉了我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拍二战战犯的庭审片，艺术家和史学家们应该超越同盟国的感情、立场和成见，而更多地使用法学家和哲学家的思维，去寻求战争、屠杀、灭绝人道背后的道德准则和正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是二战战犯庭审片的《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相比，则高下立现。
“纽伦堡审判”（1945.8-1949）是二战结束后依据苏、英、法、美签订的《关于控告及惩处欧洲轴心国家首要战犯协定》（伦敦宪章），在德国纽伦堡成立的由4国法官组成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首要战犯进行的审判，此后由美国国内文职法官对不同级别的德国战犯相继进行了多达十二轮、历时三年的审判。“东京审判”（1946.4-1948.11）则是由11国法官组成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这两次审判确定了国际战争法上战争犯罪的内涵，并且确立了追究战争犯罪个人刑事责任的新原则。1946年至1950年，经过联合国大会确认，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将这些原则编纂为“纽伦堡原则”。电影《纽伦堡审判》就是根据历史中的纽伦堡第三轮审判（对德国法官和司法官员的审判）改编而成，该案的真实法官是美国俄勒冈州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布兰德，影片中为著名演员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饰演的海伍德主审法官（Dan Haywood），他以此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另外，该片还成功塑造了首席检察官泰德;劳森上校（Tad Lawson），首席辩护律师汉斯;鲁尔夫律师（Hans Rolfe），主要被告德国法学家恩斯特;詹宁法官（Ernst Janning），以及支线中出现的德国高级将领遗孀玛莲;德烈奇（Marlene Dietrich）饰演的伯霍特夫人（Madame Bertholt）。该片摄于1961年，片长三个多小时，编剧阿比;曼（Abby Mann）以此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奖，使该片成为法律电影中的经典作品。该片与《东京审判》最大的区别在于，首席检察官泰德;劳森和首席辩护律师汉斯;鲁尔夫之间的实力和笔墨是相当的，甚至辩护人最后成为了主角，他的演说口才和辩护魅力几乎征服了整个法庭。而主审法官海伍德则是一个中立的旁观者，直到判决时刻他的审判魅力才爆发出来，他在更高的层次上和被告德国法学家詹宁较量着法官的公正性，而这才符合法律庭审的公平和角色定位。
《纽伦堡审判》在剧情中选取了一个绯闻死刑案、一个智障绝育案，两案都是纳粹德国《种族净化法》实施的结果，当年的主审法官是否对其审判负有个人责任呢？辩护律师提出了以下主要辩护意见：（1）当年的案件判决公正，法官有理由认定被告确有不正当性行为和智障；（2）对智障者施行绝育手术在美国亦有先例（赫尔姆斯法官于巴克诉贝尔案1927）；（3）主控检察官在法庭播放集中营残酷屠杀录像与本案无关，而且有碍公正判决应当不予采用；（4）德国法官对大屠杀没有知悉和过错，不应由个人承担国家责任（5）在被告詹宁出于良心和自责当庭认罪并忏悔之后，辩护律师居然不仅没有缴械投降，反而奇迹般的反客为主，指责美国军火商、签订《苏德友好条约》并参与瓜分波兰的苏联、与希特勒签订宗教协定的罗马教廷、曾在绥靖演讲中称道希特勒的丘吉尔首相等都应当承担战争责任……这最后的反诘彻底击溃了主控检察官，让观众出乎意料地情绪大转折，实属全片高潮。影片的结尾，是海伍德法官惊人的公正定力赢回了法庭判决，此时正值苏联兵临柏林，美国军方对海伍德法官施加了政治压力——要求对德国官员从轻发落以争取德国民众的支持一致反共。而海伍德法官顶住了政治压力，坚决地依据案件本身案情，判决詹宁等人全部有罪入狱。而被告詹宁当年正是因为顶不住希特勒的政治压力而做出了轻率的判决，海伍德法官公正的司法判决赢得了被告詹宁的尊敬。影片最后海伍德法官坚定的背影盖过了辩护人掀起的高潮而再次将剧情推向了顶峰。
《纽伦堡审判》中控辩双方同等水平的公正角力、抗辩式的庭审制造出了巨大的张力，使得案情跌宕起伏，观众的情绪也随着悬念的一再加剧而一步步推向高潮。同时，支线的情节也可圈可点，伯霍特夫人出于维护死去丈夫的荣誉，极力影响海伍德法官对德国人的看法。通过伯霍特夫人我们可以看到战后德国民众的普遍情绪和心理，夜半街头一曲深情的《Lili Marleen》，几乎把每一个观众的心都融化了，可是，却没有动摇海伍德的判决。矛盾的剧情让观众心里五味杂陈，同情与正义感交织，化作了深沉的思考……
思考什么？思考罪恶，我们自己的罪恶，而不是别人的；思考正义，永恒理性的正义，而不随立场和情感变换。这便是《东京审判》所不能企及《纽伦堡审判》的地方。倾听敌人的声音，反思自己的罪恶，坚定公正的判断，以直报怨而非以牙还牙，确是知易行难。每当网络上发起废除死刑的讨论时，那些理性和人道的声音往往被激进和冲动的叫喊淹没；每当讨论起日本人的纪律、团结、勤奋等优秀民族性格时，谈论日本的文学、音乐、电影等优秀文化时，却被很多愤青冠之以日本走狗和汉奸；甚至叫嚣着扫平日本，灭绝日本人，而这与当年希特勒灭绝犹太人，日本人灭绝中国人的理论和情绪又有何分别呢？《东京审判》诚如导演自己所言是一部展现中国人气派的历史片，然而，更多的只是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少了中国人的自我批判和反思精神；《纽伦堡审判》超越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立场，然而启发的是全人类对自我命运的审视，对道德、理性和正义等价值观的再发现。
我们再以此来反观《东京审判》中日方的辩护，片中主要列举了以下观点：（1）律师提请法庭庭长回避，全部法官资格均受质疑，本案应交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2）本庭以“胜者为王”的原则审判战败方履行公职的国家公务员，没有合法依据；（3）松井石根的“亚洲大家庭，中日兄弟论”。（4）板垣征四郎的“一贯坚持和平、撤军、停战论”，出兵东北是因为东北混战、民不聊生；（5）东条英机的“生存自卫论”认为，日本政府是按照宪法和法律程序行事，1941年7月26日海外财产被冻结后，日本为了生存只有战斗，因此实属自卫战争；中国政府发动军民抵抗才招致被杀戮，应由中国政府承担责任；而日本以国运相赌、以失败告终，战败责任不关天皇也只应由日内阁及首相承担，但发动自卫战争在道德和法律上均没有错。
我们不妨对其仔细分析，首先“东京审判”的确在法庭的组成上更接近第一轮纽伦堡审判，而不同于后十二轮审判。但如果是国际审判，理应由交战国以外的其它国家法官组成审判庭，战胜国的确应当回避，这样的国际审判才有公正性可言，否则的确有“成王败寇”报复性清算的嫌疑，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轮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在程序上都没有做到完全公正。由于得不到公正的国际审判，日方则退而求其次地要求交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即类似后十二轮纽伦堡审判。这样做看似降低日本国格、有损日本主权，其实非常自洽且合理。因为在美国这样的普通法国家，任何审判都将以先例的形式成为美国的国内法，日方的主张其实是要求美国用其国民待遇的公正性来审判自己，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美国想趁机报复战争中的敌人，则可能使美国国内的法治秩序毁于一旦，这种代价美国无疑是不会付出的。这就恰如罗尔斯打的比方，“正义”就是让甲来切蛋糕，而再由乙来选哪一块。其次，松井石根和板垣征四郎的理论可以归结为“功利主义政治观”，也就是日本实施对东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控制，对亚洲有好处——可以结束那里的战乱、解散无能政府、兴建公共设施、改善人民生活、抵抗西方压迫等等，从经济学上分析，高效的政府取代无能的政府的确是一种效率改进。最后，东条英机的“生存自卫论”其实是对控方“人道和平论”最强有力的反诘，因为他与人道主义理论站在了同样的基石上，说白了就是：“我杀人，是因为我被人杀。”也就是说发动战争和抵抗战争的理由其实是一样的——保护人的生命。如果任何国家可以以保卫祖国的旗号杀死入侵者，那么日本就有理由以保卫祖国的旗号杀死企图扼杀他的人，不存在谁比谁更加人道。
凭心而论，面对日方的如此反诘，作为一个理智的人，一个公正而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们该如何回答他们呢？我们在把他们送上绞刑架的时候，如何能让他们心悦诚服呢？东京审判的11位法官在誓词中说：“我们将没有畏惧、倾向和偏私，只凭自己的良知和最大理性的判断。”他们做到了吗？我们又做到了吗？我们总纳闷日本人为什么不忏悔自己滔天的战争罪过；却从来没问一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至今还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呢？我们总纳闷日本百姓是不是因为新闻管制而对历史愚昧无知；却没有问一问自己，我们今天的电影为什么还要受到审查？为什么一个《东京审判》的上映却如此艰难？我们总说美国在911之后还冥顽不灵，不懂得反思自己反而还加大打击别人；可我们在918之后反思过自己吗？为什么同被西方列强殖民的中日，同是二战废墟的中日，他们每次都崛起，我们却是无尽的内战、腐朽和落后呢？我们总是在用马列主义对人而用自由主义对己，在双重标准中自得而不自知；我们总是在愤怒的风暴中不经意地掠过了地震的根源，把责任推卸给外界而不拷问自己的内心。
二战以后，世界法学界新自然法学重获生机，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政治观念再一次受到世界舆论的唾弃，简单切除式的社会治理方法再一次被反思。在《东京审判》的最后，梅汝璈法官说：“不用死刑我们如何才能保证挑起战争的人不会死灰复燃？判决是为了让死去的人能得以瞑目和安息”，这只是狭隘的人性和朴素的情感；在《纽伦堡审判》的最后，海伍德法官绝然相反地说：“依据政治信仰而杀死孩子，似乎是那么的理所当然！我们的国家至今还在叫嚣着为了保卫祖国、为了生存！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恰恰能体现出这个国家代表的根本价值——为了苟活而不择手段！请问，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今天，让世界注视这里吧：正义、真理和每个人的价值！这才是我们代表的价值！”我想，唯有如此高屋建瓴的声音才是真正振聋发聩的，也唯有如此深刻的自我反思才能让刑柱上的罪人真心悔过，这才是人类超越情感的理性的光辉。
2006年9月18日于北京
9/21/2006
《东京审判》到底“审”出了什么？(zz)
作者：李对龙
一段惨痛的侵华史、一位爱国心切的中国法官、一群死而不僵的日本战犯、一场马拉松式的审判，加上盛气凌人的盟国法官与迷茫的战败国民众，最后还有直指当下的主题升华——一部极富中国特色的主旋律电影《东京审判》就这样诞生了。看完这部电影我不禁要问——《东京审判》到底“审”出了什么？
影片一开始竟用了将近二十分钟时间，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开审前关于十一位法官的法庭座次排位之争。代表中国参加审判的梅汝璈法官据理力争，坚决要求位居庭长美国的卫勃法官之后的应是中国法官，而非事先拟定的英国法官，几经周折盟国法官们终于做出了妥协。
还未开审导演就先展现了诸法官“窝里斗”的“内幕”，包括影片最后关于是否适用死刑的一长段争论，“阶级鲜明”地将梅汝璈与盟国的法官们对立起来。导演这样做无非是要树典型，突出梅汝璈深深的爱国情怀与刚正不阿的性格，让他的形象高大无比。这一高大就坏事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就这么变成了个干巴巴的巨人形象，他作为法学家的理性与博学，他对审判的理解与分析，他在法庭上的内心思考与心理波动，所有这些都被遮掩了下去。去除那些无用的藤蔓，整部影片主人公其实就这么两个与盟国法官们较劲的戏份——我不明白，你要“审”的到底是战败国的被诉者还是盟国的法官？
当年梅汝璈对法庭座次的据理力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而言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我也被他“若不严惩战犯惟有蹈海而死”的热血情怀所感动。但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时，当我们展现这段二战的收尾曲式的审判时，却把重心放到十一位法官内部的分歧上。尤其是关于是否适用死刑的争论，这本是个学术化的问题，却愣被演绎成了类似正与邪的较量。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在作祟吗？以这样的情绪拍出的二战电影，能够理性、能够客观吗？
终于要开审了，影片一上来对“窝里斗”的“特写”已经让我预想到接下来的大致内容了。果然，整个马拉松式的曲折审判过程硬是被导演演绎成了平淡无味的白开水。并非故事不够精彩，而是导演似乎忽视了电影这种艺术类型的特质。
法庭上不光梅法官的形象被单一化，所有主要人物几乎都如此，盟国的法官与检察官们俨然手持正义之剑的光辉斗士，而二十八名被诉者（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影片中在判决还未作出前就将他们称为“战犯”是有不妥的）及他们的辩护团体俨然阴险狡诈、死而不僵的猥琐小人。我们看不清人物的丰富神态，我们不知道人物的心理情绪。我们听不到法学家们精彩的法理阐释，我们说不准被诉者对战争的真实理解，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成长历程，我们猜不透他们内心是否在忏悔。
正义与邪恶似乎泾渭分明，却又总有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对与错似乎一目了然，却又总觉得如此界定的浅显。我敢保证，整个庭审过程如果去掉人物对话，配上解说，将是非常好的一部庭审纪录片。花费这么多心血就弄出了个干巴巴的纪录片？
这部历史影片对历史解读的浅薄也是很明显的。当军国主义激进分子北野雄一怒斥美国的原子弹杀害了无数无辜的日本平民时，随同梅汝璈来日本的肖南义正词严地举出南京大屠杀、沈阳大屠杀、华北无人区的例子，那意思就是你们死了很多人我们死的也不比你们少。当肖南疑惑地问道日本人为何如此崇拜天皇时，一个酒馆老板娘开玩笑地反问道，那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崇拜皇帝吗？两人哈哈大笑，这个很关键的问题就这样在笑声中被轻轻带了过去，让我觉得导演根本无意于对历史的解读与反思。观众花一个半小时就是为了复习历史课本？
我不禁想到了斯皮尔伯格等许多西方大导演关于二战的作品，有血有肉的人物、对战争多元化的解读、对历史深层次的反思。与之相比，这部《东京审判》，没有人物，所有的人物都成了被事先塑好了的单薄木偶。没有思想，所有的思想都被掩埋在了激愤的情绪之下。
《东京审判》到底“审”出了什么？影片最后特意打出了一段字幕：1978年10月，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两千余名乙级丙级战犯的牌位以“昭和殉难者”名义移入靖国神社——《东京审判》“审”出的只是仇恨！这才是导演的真正意图，这才是影片的唯一主题。我想对这位年轻导演说，你肯定是个合格的“愤青”，但绝对不是个合格的导演。我并不否认影片对靖国神社的批判，但前面一百多分钟的单一说教使这批判变得苍白而情绪化，这确实很能迎合当代中国头脑简单的“愤青”群体。难道一个电影导演的职责仅仅是如此吗？
还有那被生生穿插进电影的三角恋情。曾经留学日本的肖南再次来到东京，偶遇了自己曾经的恋人芳子，还有芳子现在的恋人、自己曾经的同学北野雄一。导演似乎是想借此展现日本民众对战争的各种态度，里面的每一个相关人物都被树成了典型，或迷茫或忏悔或固执，我觉得这是影片唯一生动一些的地方，尤其是曾志伟的传神表演。
但这段三角恋情老套地开始，老套地结局，最终芳子为自己的前任恋人肖南堵了枪眼，被自己的现任恋人北野雄一失手打死，悲愤的前任恋人杀死了现任恋人，然后抱着芳子痛哭——你以为你拍琼瑶戏呢？如此滥俗的场景在这部本该严肃的历史影片中显得是那样的多余。我并非反对加上爱情戏，但关键看你怎么加怎么演，是否能融入整部电影。搞得如此老套煽情无非是又迎合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趣味。
审判的最后阶段，梅汝璈就是否对战犯们动用死刑而与盟国法官们再起分歧，他那激愤的话语里有一句是，经过两年多817次（还有最后的宣判，共818次）漫长的庭审，我们终于认定他们的是有罪的，可我们现在却一直在谈文明与宗教……。其实谁都明白，这漫长的审判程序是大可省略掉的，但我们实在无法忘记，当年一战后战胜国对德国的疯狂瓜分正是纳粹主义产生的主要诱因。
有这前车之鉴，我们怎能不谨小慎微地紧紧抓住文明之舵呢？当十一位法官根据自己的理念慎重地做好选择，把票投进票箱后，结果其实已经不重要了。这才是东京审判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意义，即使它并非纯粹。它给了文明一个开端，并用文明的方式为野蛮划上了一个句号，尽管如此艰难，那扇光明之门毕竟已经开启了。
影片中梅汝璈还说，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我想补充一句，罪恶也是人类创造的——真希望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人都能明白此理，都能践行此理。
一段惨痛的侵华史、一位爱国心切的中国法官、一群死而不僵的日本战犯、一场马拉松式的审判，加上盛气凌人的盟国法官与迷茫的战败国民众，最后还有直指当下的主题升华——一部极富中国特色的主旋律电影《东京审判》就这样诞生了。看完这部电影我不禁要问——《东京审判》到底“审”出了什么？
影片一开始竟用了将近二十分钟时间，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开审前关于十一位法官的法庭座次排位之争。代表中国参加审判的梅汝璈法官据理力争，坚决要求位居庭长美国的卫勃法官之后的应是中国法官，而非事先拟定的英国法官，几经周折盟国法官们终于做出了妥协。
还未开审导演就先展现了诸法官“窝里斗”的“内幕”，包括影片最后关于是否适用死刑的一长段争论，“阶级鲜明”地将梅汝璈与盟国的法官们对立起来。导演这样做无非是要树典型，突出梅汝璈深深的爱国情怀与刚正不阿的性格，让他的形象高大无比。这一高大就坏事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就这么变成了个干巴巴的巨人形象，他作为法学家的理性与博学，他对审判的理解与分析，他在法庭上的内心思考与心理波动，所有这些都被遮掩了下去。去除那些无用的藤蔓，整部影片主人公其实就这么两个与盟国法官们较劲的戏份——我不明白，你要“审”的到底是战败国的被诉者还是盟国的法官？
当年梅汝璈对法庭座次的据理力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而言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我也被他“若不严惩战犯惟有蹈海而死”的热血情怀所感动。但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时，当我们展现这段二战的收尾曲式的审判时，却把重心放到十一位法官内部的分歧上。尤其是关于是否适用死刑的争论，这本是个学术化的问题，却愣被演绎成了类似正与邪的较量。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在作祟吗？以这样的情绪拍出的二战电影，能够理性、能够客观吗？
终于要开审了，影片一上来对“窝里斗”的“特写”已经让我预想到接下来的大致内容了。果然，整个马拉松式的曲折审判过程硬是被导演演绎成了平淡无味的白开水。并非故事不够精彩，而是导演似乎忽视了电影这种艺术类型的特质。
法庭上不光梅法官的形象被单一化，所有主要人物几乎都如此，盟国的法官与检察官们俨然手持正义之剑的光辉斗士，而二十八名被诉者（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影片中在判决还未作出前就将他们称为“战犯”是有不妥的）及他们的辩护团体俨然阴险狡诈、死而不僵的猥琐小人。我们看不清人物的丰富神态，我们不知道人物的心理情绪。我们听不到法学家们精彩的法理阐释，我们说不准被诉者对战争的真实理解，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成长历程，我们猜不透他们内心是否在忏悔。
正义与邪恶似乎泾渭分明，却又总有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对与错似乎一目了然，却又总觉得如此界定的浅显。我敢保证，整个庭审过程如果去掉人物对话，配上解说，将是非常好的一部庭审纪录片。花费这么多心血就弄出了个干巴巴的纪录片？
这部历史影片对历史解读的浅薄也是很明显的。当军国主义激进分子北野雄一怒斥美国的原子弹杀害了无数无辜的日本平民时，随同梅汝璈来日本的肖南义正词严地举出南京大屠杀、沈阳大屠杀、华北无人区的例子，那意思就是你们死了很多人我们死的也不比你们少。当肖南疑惑地问道日本人为何如此崇拜天皇时，一个酒馆老板娘开玩笑地反问道，那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崇拜皇帝吗？两人哈哈大笑，这个很关键的问题就这样在笑声中被轻轻带了过去，让我觉得导演根本无意于对历史的解读与反思。观众花一个半小时就是为了复习历史课本？
我不禁想到了斯皮尔伯格等许多西方大导演关于二战的作品，有血有肉的人物、对战争多元化的解读、对历史深层次的反思。与之相比，这部《东京审判》，没有人物，所有的人物都成了被事先塑好了的单薄木偶。没有思想，所有的思想都被掩埋在了激愤的情绪之下。
《东京审判》到底“审”出了什么？影片最后特意打出了一段字幕：1978年10月，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两千余名乙级丙级战犯的牌位以“昭和殉难者”名义移入靖国神社——《东京审判》“审”出的只是仇恨！这才是导演的真正意图，这才是影片的唯一主题。我想对这位年轻导演说，你肯定是个合格的“愤青”，但绝对不是个合格的导演。我并不否认影片对靖国神社的批判，但前面一百多分钟的单一说教使这批判变得苍白而情绪化，这确实很能迎合当代中国头脑简单的“愤青”群体。难道一个电影导演的职责仅仅是如此吗？
还有那被生生穿插进电影的三角恋情。曾经留学日本的肖南再次来到东京，偶遇了自己曾经的恋人芳子，还有芳子现在的恋人、自己曾经的同学北野雄一。导演似乎是想借此展现日本民众对战争的各种态度，里面的每一个相关人物都被树成了典型，或迷茫或忏悔或固执，我觉得这是影片唯一生动一些的地方，尤其是曾志伟的传神表演。
但这段三角恋情老套地开始，老套地结局，最终芳子为自己的前任恋人肖南堵了枪眼，被自己的现任恋人北野雄一失手打死，悲愤的前任恋人杀死了现任恋人，然后抱着芳子痛哭——你以为你拍琼瑶戏呢？如此滥俗的场景在这部本该严肃的历史影片中显得是那样的多余。我并非反对加上爱情戏，但关键看你怎么加怎么演，是否能融入整部电影。搞得如此老套煽情无非是又迎合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趣味。
审判的最后阶段，梅汝璈就是否对战犯们动用死刑而与盟国法官们再起分歧，他那激愤的话语里有一句是，经过两年多817次（还有最后的宣判，共818次）漫长的庭审，我们终于认定他们的是有罪的，可我们现在却一直在谈文明与宗教……。其实谁都明白，这漫长的审判程序是大可省略掉的，但我们实在无法忘记，当年一战后战胜国对德国的疯狂瓜分正是纳粹主义产生的主要诱因。
有这前车之鉴，我们怎能不谨小慎微地紧紧抓住文明之舵呢？当十一位法官根据自己的理念慎重地做好选择，把票投进票箱后，结果其实已经不重要了。这才是东京审判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意义，即使它并非纯粹。它给了文明一个开端，并用文明的方式为野蛮划上了一个句号，尽管如此艰难，那扇光明之门毕竟已经开启了。
影片中梅汝璈还说，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我想补充一句，罪恶也是人类创造的——真希望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人都能明白此理，都能践行此理。
9/17/2006
达芬奇密码:关于真实的历史:天主事工会(zz)
访问天主事工会的网站（www.opusdei.org），你看到的将是教士门为他们的功行善果而露出的开怀畅笑。你若感到进入了与布朗笔下那个阴沉的组织互不相干的一家“网络”主日学校，倒也是情有可原。该会的拉丁名称意为“上帝的恩功”，其箴言是“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感受圣恩”。它控制着梵蒂冈的广播媒介，并在整个西方世界押有大量的地产和实业。
天主事工会的全称是“神圣十字与上帝恩功之高等教团”。它1928年创建于西班牙，并在那里保持了强大的势力。事实上，许多激进宗教团体——例如多明我会、耶稣会等——都出自西班牙。其部分原因是这个国家与法西斯主义进行过长期斗争，并成为阻挡其扩张的地理屏障。
天主事工会虽然是天主教会的官方成员，却也具有作为一个独立派别的诸多特点。西班牙军方的许多高层人物，据说都是天主事工会会员。他们无疑在会如在家。该组织以严苛无情的高效率运行；任何人都可有可无，但教规必须无条件遵守。在西班牙，天主事工会始终将高等院校的最有才华的学生作为招收对象。因“黑氅短剑”一类的恐怖氛围环绕周身，它时常被人称作“圣灵黑手党”。
尽管对基督教会的程序规则的违反和成千上万人受到天主事工会伤害的指证曾引发过争议，该会的创始人、巴拉盖尔家族的尊贵教主何塞马利亚·埃斯克里瓦还是于2002年10月6日被册封为圣徒，并创下了历史上最短的待批时间 ——他于1975年去世。这点表明，当今教皇保罗二世要么支持天主事工会，要么并不清楚它的真实面目。何塞马利亚·埃斯克里瓦的生平事迹一目了然，此人远非友善之辈。他性情乖戾，谁对天主事工会露出哪怕一丝反感都会让他无法忍受，即使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保罗六世也一样。广为流传的一种观点是，封他为圣徒损害了整个教会体系。
会中自然有一些天性无邪、用心至善的成员，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天主事工会却用它的批评者所说的极其邪恶的方式来控制信徒们的生活。
该会在全世界约有8万名会员，包括俗家会员和神职教士。天主事工会的“数内人”（神职教士）宣誓独身，住在天主事工会的宿舍。他们承诺要献身于“天主事工会精神”，但或许并不理解其含义。
想加入天主事工会，你无须是天主教徒或者男人。受招女性成员都是贫苦乡间中的愚昧村妇，作为神职教士的助理并且也要发誓独身。她们还得负责天主事工会住宅的维护保养，而最近被允许穿裤套装，肯定会为此感激不尽。非天主教徒可以“协作信徒”的身份加入。其涵义是，他们向天主事工会大笔捐资，以中世纪的赎罪方式换取一点上帝的恩宠。
天主事工会的全称是“神圣十字与上帝恩功之高等教团”。它1928年创建于西班牙，并在那里保持了强大的势力。事实上，许多激进宗教团体——例如多明我会、耶稣会等——都出自西班牙。其部分原因是这个国家与法西斯主义进行过长期斗争，并成为阻挡其扩张的地理屏障。
天主事工会虽然是天主教会的官方成员，却也具有作为一个独立派别的诸多特点。西班牙军方的许多高层人物，据说都是天主事工会会员。他们无疑在会如在家。该组织以严苛无情的高效率运行；任何人都可有可无，但教规必须无条件遵守。在西班牙，天主事工会始终将高等院校的最有才华的学生作为招收对象。因“黑氅短剑”一类的恐怖氛围环绕周身，它时常被人称作“圣灵黑手党”。
尽管对基督教会的程序规则的违反和成千上万人受到天主事工会伤害的指证曾引发过争议，该会的创始人、巴拉盖尔家族的尊贵教主何塞马利亚·埃斯克里瓦还是于2002年10月6日被册封为圣徒，并创下了历史上最短的待批时间 ——他于1975年去世。这点表明，当今教皇保罗二世要么支持天主事工会，要么并不清楚它的真实面目。何塞马利亚·埃斯克里瓦的生平事迹一目了然，此人远非友善之辈。他性情乖戾，谁对天主事工会露出哪怕一丝反感都会让他无法忍受，即使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保罗六世也一样。广为流传的一种观点是，封他为圣徒损害了整个教会体系。
会中自然有一些天性无邪、用心至善的成员，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天主事工会却用它的批评者所说的极其邪恶的方式来控制信徒们的生活。
该会在全世界约有8万名会员，包括俗家会员和神职教士。天主事工会的“数内人”（神职教士）宣誓独身，住在天主事工会的宿舍。他们承诺要献身于“天主事工会精神”，但或许并不理解其含义。
想加入天主事工会，你无须是天主教徒或者男人。受招女性成员都是贫苦乡间中的愚昧村妇，作为神职教士的助理并且也要发誓独身。她们还得负责天主事工会住宅的维护保养，而最近被允许穿裤套装，肯定会为此感激不尽。非天主教徒可以“协作信徒”的身份加入。其涵义是，他们向天主事工会大笔捐资，以中世纪的赎罪方式换取一点上帝的恩宠。
达芬奇密码:关于真实的历史:郇山隐修会(zz)
郇山隐修会存在的实体“证据”，大都收藏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如此一来，许多研究者抱怨索取有关材料相当困难。这些指责是说，至少某些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管理人与郇山隐修会互有瓜葛，因而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这些人乐于留下诱人的蛛丝马迹，让研究者们偶然拾获而空喜一场。
白金特、雷伊和林肯1982年写作《圣血和圣杯》一书时，需要有关墨洛温王朝血统的材料，对两份文卷尤感兴趣。首先是深奥难解的“秘密档案” ——一套相互似无关联的文件，时常被人神秘地添加或减取。另外是一本名为《赤蛇》的书，作者大概是让·科克托，因为文体如出一辙。书中载有墨洛温王朝的家谱，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平面图和13首与黄道十二宫图有关的诗(包括添加在天蝎座与猎户座之间的“持蛇人”座)。两份文卷的公认作者（总计四人）均死于不明原因。
郇山隐修会的根源，据说是公元46年左右由一位埃及圣贤奥尔姆斯领导的炼丹修法会，也叫诺斯替会。1188年，郇山隐修会改换“圣山教团”名称时，曾将“奥尔姆斯”作为副名。同一时期，他们还把自己叫做“真宗玫瑰教团十字”，表明郇山隐修会可能就是最早的玫瑰十字教派。
直到中世纪，才出现了史学家们所知与圣山有关的一个组织。位于法国北部阿登地区斯特内城的金谷［1］据传说，寡妇玛蒂尔达的婚戒掉进谷中的山泉。她刚做祈祷，泉内有条鳟鱼衔着戒指跃入她的手中。她失声惊叫：真是一处金谷！尔后，人们在此建立修道院。［1］修道院（曾被叫做“撒旦魔教”），由来自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的一群僧侣在1070年修造，他们的首领是墨洛温家族的 “乌尔苏斯王子”［1］Ursus，拉丁语义“熊”。［1］（蜚传为达戈贝特二世的曾孙斯希思贝尔）。这些僧侣奠立了圣山教团的基础，与他们一起投身创建的有1099年占领耶路撒冷的布雍的戈弗雷和他的圣殿骑士。布雍的戈弗雷不仅是洛兰［2］Lorraine为11-18世纪雄霸法兰西王国东北的公爵家族头衔，该家族于1740年与日耳曼哈布斯堡家族合而为一。［2］的公爵，作为达戈贝特二世的子孙，他又是墨洛温家族的血脉——当之无愧的王者（详见第三章）。斯特内城是墨洛温王朝的两座都城之一。679年12月23日，就在这城郊的乌弗利圣林中，达戈贝特二世遭到了暗杀，恰像丹·布朗所说的那样“在树下沉睡时被刀刺入眼窝”。据说，是他的教子奉“胖子”丕平——身为达戈贝特宫廷宰相的叛逆——之命刺杀了他。
显而易见的是，郇山隐修会要恢复的是达戈贝特二世被暗杀后，墨洛温家族的血脉所失去的占居欧洲王位的天赋特权。通过政治契约与婚姻联盟，这一家族最终与许多贵族王室血脉相融，诸如布朗舍弗尔、吉索尔斯、圣卡莱尔、孟德斯鸠、孟贝萨特、玻埃尔、路易西昂、普兰塔得和哈布斯堡—洛兰家族等。根据当时的史料确证，教团大本营建立在耶路撒冷城南锡安圣殿山上的圣母修道院内。那是一座在拜占庭古堡废墟上重建的金汤要塞。据1990年的《圣经考古》杂志，圣殿山似乎曾是耶路撒冷“基督教贫修会”的总部。这些耶稣的追随者们认定，基督教的合法首领应该是耶稣的兄弟雅各，而不是他的使徒保罗。
不能充分肯定的宣称是，兰登所说的郇山隐修会“尊崇女圣，具有完好的历史记载”，而尊崇他们敬为耶稣之妻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女性原则的体现。正如翠茜·特威曼在她的《达戈贝特复仇记》中所述：
许多圣杯的研究者们将抹大拉的玛利亚崇奉为女性英雄，声称她被“删出圣经”是由于教会受到她女性的威胁。然而，无论抹大拉还是教会尊长，都没有吐露过这样的言词，也不可能形成过这样的想法。抹大拉对教会的威胁，并非因为她是女性，而是出于她身为耶稣子女的母亲——这些子女是传承王族和宗教两系的后嗣。无论从何而言，他们本该有权并合理接领的不仅是基督的教会，还有耶路撒冷的王位(在某些人看来，这一王权本来也该雄霸环宇)。这两项权益才是对教会的威胁，因为它们非但要在精神上、也要在俗世中统治世界，恰如教会宣称它们可以不论出身来扶立国王。布雍的戈弗雷非常清楚他身为圣杯家族的成员，继而又是墨洛温的后裔和事实上的耶路撒冷之王，因为他的远祖可回溯至大卫一脉。占领耶路撒冷之后，他组建了圣殿骑士。尽管另有三支基督教军队趋向耶路撒冷，戈弗雷似乎知道他将被选做耶路撒冷的国王。至少他在从征前卖掉全部财产，清楚地表明了他将要永留耶路撒冷的意愿。尽管如此，他拒绝“国王”的头衔，而接受了 “圣陵保护者”的称号。白金特、雷伊和林肯提出的论点是，前文所说的卡拉布里亚建院僧侣，后来无缘无故便从金谷修道院消失，与陪同戈弗雷进入耶路撒冷的非军事顾问团体，其实就是同一组人。他们还认为，就是这组人后来选立了耶路撒冷的国王。［1］戈弗雷1100年逝世，他的弟弟随即被拥立为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拉丁国王。［1］
圣山教团看来是在1118年至1152年间以锡安山的圣母修道院为中心，从圣殿骑士的公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127 年，圣殿骑士们在特鲁瓦由香槟伯爵［2］法国东北部的封建贵族，特鲁瓦是伯爵领地的首府。1314年的香槟伯爵成为法王路易十世，而他的父亲就是镇压圣殿骑士的腓力四世。［2］的宫廷授权成为军事教团，雨戈·帕扬当选大师。
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1］1137-1180年在位，靠两年战争于1144年兼并香槟地区，即17世纪气泡香槟酒的源产地。［1］第二次十字军远征归来时，带回了圣山教团的95位成员。其中七人加入了圣殿骑士的军旅，其他的回到奥尔良重新建立法兰西的分支联盟。路易七世在法兰西建立教团的文件，仍旧保存在档。
斯特内的金谷修道院在 1131年变成了西多［2］即“西斯特”教派，1098年在法兰西的西多成立的教团。首领为莫莱斯姆的圣徒罗伯特，该派立志遵从公元6世纪圣徒班尼迪克创立的修行戒律。［2］教团的圣居。这派人以往的生活贫苦不堪，迁居后状况却随骑士团一道改善。双方都获取了巨额财富和大片土地。
圣山教团的名字，最迟出现在署期1116年7月19日的文件中。继而找到的还有署期1178年的教令，上面带有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玺，并确认教团所属的土地不仅在圣城，也遍及欧洲大陆。
1956年，来自库姆兰的《铜卷书》（Copper Scroll）［3］即1947年发现的《死海古卷》。［3］在曼彻斯特大学得到破译。书中揭示，“约柜”和一笔数目巨大的金砖宝藏，掩埋在所罗门圣殿下。1979年，圣卡莱尔的皮埃尔·普兰塔得——最后一位知名的郇山隐修会大师，对白金特、雷伊和林肯承认，郇山隐修会手中掌握着来自耶路撒冷古神殿的宝藏。这份宝藏于公元66年曾遭到罗马人的抢夺——那段历史场面记录在罗马的提图斯凯旋门上。西哥特人劫掠罗马时，这份宝藏又被他们抢走，可能是运到了法国南部临近莱纳堡教堂的某个地方。普兰塔得先生接着说，这份宝藏“时机一到”就会归还以色列。他没有明言那是传统意义上的财宝，还是一套文卷，或者像丹·布朗所言是一张指示圣杯藏匿处的地图。
另有一段传奇，说是卡塔尔“异教徒”占有了这份宝藏。卡塔尔派(或称“阿尔比派”［1］ Albi，法国城市，该教派发源地。拉丁语为 Albiga。［1］)的总部位于现今法国的朗格多克，即莱纳堡所在的地区。1209年，该教派遭到血腥屠杀，这是一场由3万名士兵执行的种族清洗。朗格多克是当时重要的学术中心——这威胁着罗马天主教。卡塔尔派总体上对宗教的轻率不拘，尤其对罗马天主教缺乏礼敬，是引发教会当权者心中仇恨的最大原因。诸多“逾律罪行”中，包括对他们曾经施行生育控制和人工流产的指控。有些人认为，传言中他们把持的宝藏已不再是黄金，而可能指的就是圣杯或知识学问——它们能够带来无法想像的财富。
白金特、雷伊和林肯1982年写作《圣血和圣杯》一书时，需要有关墨洛温王朝血统的材料，对两份文卷尤感兴趣。首先是深奥难解的“秘密档案” ——一套相互似无关联的文件，时常被人神秘地添加或减取。另外是一本名为《赤蛇》的书，作者大概是让·科克托，因为文体如出一辙。书中载有墨洛温王朝的家谱，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平面图和13首与黄道十二宫图有关的诗(包括添加在天蝎座与猎户座之间的“持蛇人”座)。两份文卷的公认作者（总计四人）均死于不明原因。
郇山隐修会的根源，据说是公元46年左右由一位埃及圣贤奥尔姆斯领导的炼丹修法会，也叫诺斯替会。1188年，郇山隐修会改换“圣山教团”名称时，曾将“奥尔姆斯”作为副名。同一时期，他们还把自己叫做“真宗玫瑰教团十字”，表明郇山隐修会可能就是最早的玫瑰十字教派。
直到中世纪，才出现了史学家们所知与圣山有关的一个组织。位于法国北部阿登地区斯特内城的金谷［1］据传说，寡妇玛蒂尔达的婚戒掉进谷中的山泉。她刚做祈祷，泉内有条鳟鱼衔着戒指跃入她的手中。她失声惊叫：真是一处金谷！尔后，人们在此建立修道院。［1］修道院（曾被叫做“撒旦魔教”），由来自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的一群僧侣在1070年修造，他们的首领是墨洛温家族的 “乌尔苏斯王子”［1］Ursus，拉丁语义“熊”。［1］（蜚传为达戈贝特二世的曾孙斯希思贝尔）。这些僧侣奠立了圣山教团的基础，与他们一起投身创建的有1099年占领耶路撒冷的布雍的戈弗雷和他的圣殿骑士。布雍的戈弗雷不仅是洛兰［2］Lorraine为11-18世纪雄霸法兰西王国东北的公爵家族头衔，该家族于1740年与日耳曼哈布斯堡家族合而为一。［2］的公爵，作为达戈贝特二世的子孙，他又是墨洛温家族的血脉——当之无愧的王者（详见第三章）。斯特内城是墨洛温王朝的两座都城之一。679年12月23日，就在这城郊的乌弗利圣林中，达戈贝特二世遭到了暗杀，恰像丹·布朗所说的那样“在树下沉睡时被刀刺入眼窝”。据说，是他的教子奉“胖子”丕平——身为达戈贝特宫廷宰相的叛逆——之命刺杀了他。
显而易见的是，郇山隐修会要恢复的是达戈贝特二世被暗杀后，墨洛温家族的血脉所失去的占居欧洲王位的天赋特权。通过政治契约与婚姻联盟，这一家族最终与许多贵族王室血脉相融，诸如布朗舍弗尔、吉索尔斯、圣卡莱尔、孟德斯鸠、孟贝萨特、玻埃尔、路易西昂、普兰塔得和哈布斯堡—洛兰家族等。根据当时的史料确证，教团大本营建立在耶路撒冷城南锡安圣殿山上的圣母修道院内。那是一座在拜占庭古堡废墟上重建的金汤要塞。据1990年的《圣经考古》杂志，圣殿山似乎曾是耶路撒冷“基督教贫修会”的总部。这些耶稣的追随者们认定，基督教的合法首领应该是耶稣的兄弟雅各，而不是他的使徒保罗。
不能充分肯定的宣称是，兰登所说的郇山隐修会“尊崇女圣，具有完好的历史记载”，而尊崇他们敬为耶稣之妻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女性原则的体现。正如翠茜·特威曼在她的《达戈贝特复仇记》中所述：
许多圣杯的研究者们将抹大拉的玛利亚崇奉为女性英雄，声称她被“删出圣经”是由于教会受到她女性的威胁。然而，无论抹大拉还是教会尊长，都没有吐露过这样的言词，也不可能形成过这样的想法。抹大拉对教会的威胁，并非因为她是女性，而是出于她身为耶稣子女的母亲——这些子女是传承王族和宗教两系的后嗣。无论从何而言，他们本该有权并合理接领的不仅是基督的教会，还有耶路撒冷的王位(在某些人看来，这一王权本来也该雄霸环宇)。这两项权益才是对教会的威胁，因为它们非但要在精神上、也要在俗世中统治世界，恰如教会宣称它们可以不论出身来扶立国王。布雍的戈弗雷非常清楚他身为圣杯家族的成员，继而又是墨洛温的后裔和事实上的耶路撒冷之王，因为他的远祖可回溯至大卫一脉。占领耶路撒冷之后，他组建了圣殿骑士。尽管另有三支基督教军队趋向耶路撒冷，戈弗雷似乎知道他将被选做耶路撒冷的国王。至少他在从征前卖掉全部财产，清楚地表明了他将要永留耶路撒冷的意愿。尽管如此，他拒绝“国王”的头衔，而接受了 “圣陵保护者”的称号。白金特、雷伊和林肯提出的论点是，前文所说的卡拉布里亚建院僧侣，后来无缘无故便从金谷修道院消失，与陪同戈弗雷进入耶路撒冷的非军事顾问团体，其实就是同一组人。他们还认为，就是这组人后来选立了耶路撒冷的国王。［1］戈弗雷1100年逝世，他的弟弟随即被拥立为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拉丁国王。［1］
圣山教团看来是在1118年至1152年间以锡安山的圣母修道院为中心，从圣殿骑士的公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127 年，圣殿骑士们在特鲁瓦由香槟伯爵［2］法国东北部的封建贵族，特鲁瓦是伯爵领地的首府。1314年的香槟伯爵成为法王路易十世，而他的父亲就是镇压圣殿骑士的腓力四世。［2］的宫廷授权成为军事教团，雨戈·帕扬当选大师。
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1］1137-1180年在位，靠两年战争于1144年兼并香槟地区，即17世纪气泡香槟酒的源产地。［1］第二次十字军远征归来时，带回了圣山教团的95位成员。其中七人加入了圣殿骑士的军旅，其他的回到奥尔良重新建立法兰西的分支联盟。路易七世在法兰西建立教团的文件，仍旧保存在档。
斯特内的金谷修道院在 1131年变成了西多［2］即“西斯特”教派，1098年在法兰西的西多成立的教团。首领为莫莱斯姆的圣徒罗伯特，该派立志遵从公元6世纪圣徒班尼迪克创立的修行戒律。［2］教团的圣居。这派人以往的生活贫苦不堪，迁居后状况却随骑士团一道改善。双方都获取了巨额财富和大片土地。
圣山教团的名字，最迟出现在署期1116年7月19日的文件中。继而找到的还有署期1178年的教令，上面带有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玺，并确认教团所属的土地不仅在圣城，也遍及欧洲大陆。
1956年，来自库姆兰的《铜卷书》（Copper Scroll）［3］即1947年发现的《死海古卷》。［3］在曼彻斯特大学得到破译。书中揭示，“约柜”和一笔数目巨大的金砖宝藏，掩埋在所罗门圣殿下。1979年，圣卡莱尔的皮埃尔·普兰塔得——最后一位知名的郇山隐修会大师，对白金特、雷伊和林肯承认，郇山隐修会手中掌握着来自耶路撒冷古神殿的宝藏。这份宝藏于公元66年曾遭到罗马人的抢夺——那段历史场面记录在罗马的提图斯凯旋门上。西哥特人劫掠罗马时，这份宝藏又被他们抢走，可能是运到了法国南部临近莱纳堡教堂的某个地方。普兰塔得先生接着说，这份宝藏“时机一到”就会归还以色列。他没有明言那是传统意义上的财宝，还是一套文卷，或者像丹·布朗所言是一张指示圣杯藏匿处的地图。
另有一段传奇，说是卡塔尔“异教徒”占有了这份宝藏。卡塔尔派(或称“阿尔比派”［1］ Albi，法国城市，该教派发源地。拉丁语为 Albiga。［1］)的总部位于现今法国的朗格多克，即莱纳堡所在的地区。1209年，该教派遭到血腥屠杀，这是一场由3万名士兵执行的种族清洗。朗格多克是当时重要的学术中心——这威胁着罗马天主教。卡塔尔派总体上对宗教的轻率不拘，尤其对罗马天主教缺乏礼敬，是引发教会当权者心中仇恨的最大原因。诸多“逾律罪行”中，包括对他们曾经施行生育控制和人工流产的指控。有些人认为，传言中他们把持的宝藏已不再是黄金，而可能指的就是圣杯或知识学问——它们能够带来无法想像的财富。
达芬奇密码:关于真实的历史:圣殿骑士团(zz)
圣殿骑士团全称是“基督和所罗门圣殿的穷骑士（Poor Knights of Christ and the Temple of Solomon）”。它成立的时间并不确定，有说是1118年的，也有说是1119年的，一般认为不会迟于1120年。1096年圣城耶路撒冷被十字军攻占后，很多欧洲人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而这时十字军的主力已经回欧洲去了，朝圣者在路上常常会遭到强盗的袭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贵族Huguens de Payns和其它八名骑士建立了圣殿骑士团，以保护欧洲来的朝圣者。当圣殿骑士团成员加入组织时，不仅要发誓遵从修会的三大规定：守贞、守贫、服从，而且还要发誓保护朝圣者，这是他们作为圣地的军事修会与一般的修会相区别的地方。
圣殿骑士团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国王博度安二世将圣殿山上的阿尔－阿克萨清真寺的一角给这些骑士驻扎，这个清真寺正是建在传说中的所罗门圣殿的遗址上。小说《达芬奇密码》里说圣殿骑士团知道所罗门圣殿下面藏着的秘密，所以故意要求这块地方来驻扎，以便将深藏在地下的秘密文件找出来。通过这些秘密，他们掌握了基督教的命脉，因此获得了力量，最后也因此惨遭屠杀。当然这只是小说，不能当真。不过圣殿骑士团的力量和财富却是真实的，他们被认为是十字军时代东方真正的主人，耶路撒冷王国要对抗阿拉伯人主要就靠他们的力量。
圣殿骑士团创立后很快就引起了贵族和教会上层的重视，当时著名的修士圣伯尔纳（St. Bernard of Clairvaux）写文章支持圣殿骑士团的行动。在圣伯尔纳的影响下，骑士团迅速发展壮大。1139年，教皇英诺森二世（Innocent Ⅱ）发布圣谕，再次确认了圣殿骑士团的地位。在政治上骑士团只对教皇负责，其它任何僧俗政权都无权指挥它。在经济上骑士团不仅享有免税的特权，而且还有权在自己的领地上收取十一税。教廷赋予的特权使得圣殿骑士团在短短几十年内发展成一个强大而且富有的组织，同时也将骑士团牢牢地掌握在圣座之下。此后，圣殿骑士团成为罗马教廷拥有的最可靠的力量。
圣殿骑士团的拥有的财富之巨大只能用富可敌国来形容。12世纪末时，骑士团在欧洲拥有9000多处产业，其中包括一些很有名的教堂和城堡，如伦敦的圣殿教堂（Temple Church），柏林的圣殿宫（Tempelhof）。有一段时间骑士团甚至拥有整个塞浦路斯岛。他们的富有使他们能够维持一支强大的职业军队，即便在战场上损失巨大，他们也能迅速恢复，但这财富最终也使他们走向毁灭。
骑士团财产的来源有很多方式，上面提到的征税是其中一种，当然还有掠夺，但更重要的方式是获得赠予，从事商业和银行业活动。从1127年骑士团首任大团长 Huguens de Payns在欧洲进行宣传、征募工作开始，骑士团便获得了大量的捐赠，特别是在法国，很多贵族将地产赠送给骑士团，从此他们的地产几乎遍及整个欧洲，而且这些地产都是免税的。骑士团从事银行业则是这个组织的历史上值得注意的一页，他们开创了现代银行业的经营模式。最初是骑士团的成员由于守贫这一会规的约束，将财物交给骑士团。这种行为很快演变为商业行为扩大到骑士团之外，许多欧洲的贵族将贵重财物存放到骑士团里，由骑士团负责保管。这就和现代银行业的存款业务十分相似。事实上骑士团还发明了一种跟现代银行中的存款单很相似的票据，凭借这种印有骑士团特殊记号的票据就可以在各地的骑士团支部取出财物。由于骑士团的支部遍及整个欧洲，再加上教廷给他们的支持，他们的存款业务发展十分迅速，各地的骑士团支部和圣殿里聚集了大量的财产，这时他们又开始了贷款业务。1135年，骑士团借贷给西班牙的朝圣者，资助他们前往圣地。骑士团的借贷业务发展极其迅猛，其业务对象上至各国国王——他们曾经是法国国王最大的债权人，下至普通的朝圣者，他们甚至还借贷给基督徒的敌人撒拉森人——这至少说明他们的信誉是十分卓著的。值得注意的是，骑士团的借贷是收取利息的，而当时收取利息是不合法的行为，受到教廷的谴责，但圣殿骑士团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干下去了，信仰的力量在利益面前永远都是软弱无力的。这些金融活动是圣殿骑士团在军事活动之外的主要活动，传说骑士团里堆放着的借据、帐簿比宗教书籍还要多，这当然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和忌妒。
圣殿骑士团在全盛时据说有2万多名成员，主要分为四部分：骑士（Knights）、士官(Sergeants)、农人（Farmers）和牧师（Chaplains）。骑士是重装骑兵，也是圣殿骑士团的核心力量，只有他们才有权穿象征着圣殿骑士团的绣着红十字的白色长袍。士官是轻骑兵，级别较骑士低一些。士官和骑士共同构成圣殿骑士团的军事力量。农人在骑士团里并不是指耕种的农夫，而是专门管理骑士团财产的成员。牧师则是骑士团中的精神支持者，在精神上帮助骑士团其它成员。和医院骑士团一样，圣殿骑士团的首领也称为大团长（Grand Master），通过选举产生，任期为终生。
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圣殿骑士团训练有素，在战场上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耶路撒冷王国最精锐的军队。从1129年围攻大马士革到 1291年阿科陷落，圣殿骑士团几乎参加了圣地所有的战斗。在作战中，骑士团每一名骑士都有几十人作为支持力量，因此他们可以专注于自身的战斗目标，有人认为他们是现代职业军队中精锐的特种部队的先身。一般在战斗中圣殿骑士团出动的骑士并不多，几百人就是一支大部队了，但与当时阿拉伯军队相比，其实际战斗能力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本身所显示的。在Montgisard战役中，耶路撒冷国王博度安四世率领500名骑兵、80名圣殿骑士配合以步兵，进攻撒拉丁的 30000人的部队，结果撒拉丁最精锐的马木留克骑兵几乎被全歼，总伤亡达到20,000人，最后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部队逃回了埃及。要知道撒拉丁可是用兵的高手，这样的惨败恐怕不能用指挥能力的高低来解释。正因为有着这样骁勇善战的军队，在后来的哈丁战役中，居伊、杰勒德等人才会有恃无恐地离开水源进攻撒拉丁的大军，当然这也导致了最后的惨败。
哈丁战役对圣殿骑士团的历史、基督教的历史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圣殿骑士团在这场战役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可惜是很可悲的角色。哈丁战役之前，耶路撒冷王国因为王位继承一事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以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三世为首的贵族派和圣殿骑士团大团长杰勒德支持的宫廷派几乎兵戎相见，最后还是杰勒德支持的居伊上台。这次分歧虽然因为撒拉丁的大军到来而和解，但已经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1187年7月初，撒拉丁亲自率领一支精锐部队进攻太巴列，而把主力部队埋伏在太巴列附近的山区，当时在太巴列的是雷蒙德的妻子。没有多少防御力量的太巴列很快被攻克，但雷蒙德的妻子和手下仍然占据着一处堡垒死守，并向驻扎在安富里雅的耶路撒冷大军求救。雷蒙德认为这是撒拉丁的诱敌之计，他想引诱耶路撒冷军队离开有水源的安富里雅，因此建议不去救援，就在安富里雅等撒拉丁的军队，撒拉丁出动大军绝不可能仅仅为了一个小小的太巴列。但圣殿骑士团大团长杰勒德将雷蒙德的意见斥为叛徒的奸计（雷蒙德此前曾跟撒拉丁有约定，撒拉丁帮助雷蒙德夺取耶路撒冷的王位，后来由于克雷森之战而废除），力主进军太巴列。杰勒德跟雷蒙德有旧怨，他曾是雷蒙德手下的骑士，雷蒙德许诺帮他娶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但最后食言，杰勒德认为受到愚弄，改投入圣殿骑士团，一路青云直上，最后被选为大团长。很多人认为杰勒德这次反对雷蒙德仅仅是出于个人的恩怨，他的这种情绪化的做法导致了最后的失败。被杰勒德一手扶上台的居伊听从了杰勒德的意见，决定率领大军前往太巴列解围，很多骑士虽然知道这样做很危险，但出于忠诚仍然随大军一起前往太巴列。从安富里雅到太巴列要穿过一片荒芜干燥的高原，一路上还有撒拉森轻骑兵的不断骚扰，很快担任前卫的雷蒙德的部队和担任中军的居伊以及担任后卫的圣殿骑士团部队脱节，由于干渴以及阿拉伯骑射手的骚扰，居伊和杰勒德的部队都很难往前进发，这时他们到达安富里雅和太巴列正中间的马里斯卡尔西亚。杰勒德这时又作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他建议居伊让主力部队停止前进，在这儿修整并且等待后卫部队跟上。前方的雷蒙德则送信来请求居伊无论如何也要迅速前进，在天黑前赶到有水源的地方。这次居伊又听从了杰勒德的意见，让主力部队在马里斯卡尔西亚停下来。这一停之后他们就再也走不了了，撒拉丁的主力赶了过来将他们包围，并点燃野草，烟和灰使得耶路撒冷军队的干渴更难以忍受，而周围的撒拉丁军队高声唱赞美安拉的圣歌，在心理上干扰耶路撒冷军队。天亮之后，居伊组织耶路撒冷军队冲锋，企图突破围困，但由于极度的干渴和疲劳，耶路撒冷军队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与其说这是场战斗，不如说是一只猫在玩弄手心里的老鼠。最后居伊以真十字架为中心，组织了一个方阵进行抵抗。剩下的很多骑士本可以凭借快马重甲杀出重围，但为了保护真十字架，他们都死战不退，直到最后撒拉丁下令停止屠杀为止。耶路撒冷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基督教的圣物真十字架也被阿拉伯人夺去，最精锐的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要么战死，要么被撒拉丁处死，不过有趣的是撒拉丁居然放过了圣殿骑士团的大团长杰勒德，也许是感谢他带来了胜利吧。由于耶路撒冷失去了几乎所有的军队，很快就被撒拉丁攻克。圣城失陷的消息传到罗马教廷后，教皇乌尔班三世由于极度悲痛，当场便去世了。此后就开始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不过这是题外话，就不多说了。
哈丁战役对圣殿骑士团的打击十分深远，不仅仅是军事上损兵折将——如果光是军事上的失利他们很快就能恢复，更重要的是由于圣城失陷，他们失去了政治上最重要的立足之地。失去了圣地守护者的地位，他们存在的意义也要大打折扣。后来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又带来了英格兰的狮心王理查一世、法国的高贵王菲利普二世，跟他们的力量比起来，圣殿骑士团只能做配角。总之，圣殿骑士团的辉煌虽然仍在持续，但他们的时代已经去日无多了。
1291年阿科陷落之后，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一起撤到塞浦路斯，此后又回到法国。这也许是圣殿骑士团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就只能受别人摆布。相比而言，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就聪明的多，医院骑士团虽然人不多，但仍在罗德岛上苦苦支撑，后来又在马耳他岛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条顿骑士团也在普鲁士建立了骑士团国。圣殿骑士团回到法国只能用自投罗网来形容，从此他们就注定走上毁灭的道路。
当时法国的国王是“美男子”菲利普四世，后来被尊称为“公正王（Philip IV the Fair）”，他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国王，打击贵族，维护法兰西的利益。而且这位美男子对教会显然没有什么感情，连续有两位罗马教皇在他手下不明不白地送了命，直到他把他的亲信波尔多大主教贝特朗（Bertrand de Goth）扶上教皇的宝座才罢手，这位贝特朗就是教廷历史上的克莱蒙特五世。
1307年10月13日，那是一个星期五（这就是黑色星期五的由来），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菲利普四世向法国各地的事务官发出密函，要求他们在同一时间打开，密函上的内容正是逮捕各地的圣殿骑士团成员。菲利普的突然袭击获得了圆满成功，法国几乎所有的圣殿骑士团成员都被逮捕，仅在巴黎就有 138名骑士团成员被捕，圣殿骑士团的高层包括大团长雅克•;德•;莫莱（Jacques de Molay）无一幸免。菲利普四世给圣殿骑士团编排的罪名是“异端”，这真是很有意思，圣殿骑士团确实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你可以说他们贪婪，说他们残暴，但要说异端就未免有点离奇了，从骑士团成立开始，它一直就是教皇座下最忠诚的力量，教皇前后共赐予他们上百条特权。不过菲利普四世需要的不是符合逻辑的观点，他只需要将骑士团打入万劫不复之境。法国的宗教裁判所立即就开始对骑士团成员进行审讯。在宗教裁判所的“有效工作”下，圣殿骑士们开始招供，其中包括大团长雅克•;德•;莫莱。裁判所还让他给所有的骑士团成员发布一道命令，解决他们保密的义务。在莫莱的这道命令之后，骑士团成员向裁判所给出了千奇百怪的供词，有的承认他们入会时要向十字架吐口水，有的说他们搞巫术，有的说他们崇拜异教的偶像，至于这个异教偶像是什么样子，各人又有各人的说法，另外还有骑士团成员之间搞同性恋——这个也许是唯一可信的罪名。据记载，仅巴黎一地就有36名骑士团成员在审讯过程中死亡，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供词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获得的。
菲利普四世的行动得到了教皇克莱蒙特五世的支持——事实上他们俩就是同谋，教皇在1307年稍晚些时候发布圣谕，谴责圣殿骑士团的罪恶，要求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取缔圣殿骑士团。在菲利普四世和教皇的威胁下，各国虽然有不满，但也只好服从，不过在其它国家只有很少的圣殿骑士被处死。
按照宗教裁判所的惯例，承认异端的至少可以留下一条名，不过很多圣殿骑士团成员后来相继翻供，在教廷派来的主教面前否认了之前的供词。骑士团成员的翻供让菲利普四世十分恼怒而且不安，对他们的审判又持续了几个月，这些翻供的圣殿骑士团成员再也没有承认罪行，他们中的很多人死于狱中，剩下的则上了火刑架。 1510年在巴黎召开的桑城宗教会议上将否认供词的骑士团成员谴责为异端累犯，判处火刑。5月10日这一天有54名圣殿骑士被宗教裁判所用文火烤死。
大团长莫莱和其它几名骑士团高层由于地位非同寻常，他们直到7年后，即1314年3月18日才被宣判。菲利普四世本来准备将已经承认异端罪行的莫莱等人判为无期徒刑，谁知在宣判时莫莱和诺曼第分团长儒弗鲁瓦•德夏尔尼站起来否认原供词。公审大会草草收场，莫莱和儒弗鲁瓦•德夏尔尼被送上了火刑架，莫莱在死之前诅咒菲利普四世和克莱蒙特五世，说他们在一年内都会面临永恒的审判。事实上，这个诅咒真的应验了，仅仅一个月后，克莱蒙特五世暴病而死。“美男子”菲利普五世比他多活了半年多，这一年的11月29日，他在打猎时身亡，据说是被一只野猪撞死的，不过也有人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因为菲利普四世是一个有着非凡勇力的骑士，据说他能将两名大汉轻松地扛在肩上。
菲利普四世对圣殿骑士团采取血腥行动的原因在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历史学家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一个比较公认的观点是他觊觎圣殿骑士团的财产，正所谓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更直接的说法是他欠骑士团一大笔钱，所以他才会对骑士团下手。也有人认为菲利普四世和骑士团有矛盾，当初菲利普四世曾想加入骑士团，但被拒绝了，因而怀恨在心。也有人为菲利普四世辩护，认为当时圣殿骑士团企图建立骑士团国，菲利普为了维护法国的统一，所以才这么做。不过对于圣殿骑士团建国这一企图似乎并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总的来说，圣殿骑士团异端案整个事件完全可以用“莫须有”三字来概括。
圣殿骑士团被消灭后，根据教皇的命令，医院骑士团获得了大部分遗产，各国的圣殿骑士团成员有很多转到医院骑士团门下，可以说医院骑士团是最大的受益者。菲利普四世则独吞了骑士团在法国的财产，也有人认为他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圣殿骑士团在灾难来临之前已经有所预感，将在法国国内的大部分财产转移走，因此法王菲利普四世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圣殿骑士团在葡萄牙的组织则改名为耶稣会继续存在，其性质也由军事修会变为主要从事海外宣教的修会。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也许是对圣殿骑士团最宽容的国王，他公然违抗教皇的圣谕，拒绝对领地内的圣殿骑士采取敌对行动，因此欧洲大陆的圣殿骑士团成员有不少逃往苏格兰，投入罗伯特手下。据说后来在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战争中，正是依靠这些圣殿骑士的英勇作战，苏格兰人才打败了占优势的英格兰军队。
不管怎么说，圣殿骑士团作为一个组织从此成为历史，由于它与宗教、与圣地的密切联系，以及它曾经的强大和富有，再加上戏剧性的历史，圣殿骑士团一直都是传说中经常出现主角，特别是在与圣杯有关的传说中。小说《达芬奇密码》里也运用了很多跟圣殿骑士团有关的传说。
圣殿骑士团最初的标志是白色的制服外加白色长袍。大约在1147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后，开始在白色长袍的左肩绣上红色十字，一开始是等边十字，后来发展成八角十字。圣殿骑士团的徽章则是两名持盾和矛的圣殿骑士坐在一匹马上，盾上绘有红色的十字。这个徽章象征着骑士团的成员一开始是贫穷的骑士，后来又被解释为骑士团成员的袍泽之谊，不过到了菲利普四世摧毁圣殿骑士团时则被说成是骑士团成员搞同性恋的象征。圣殿骑士团的口号是“神的旨意（God wills it）”，战场上他们就是喊着这个口号冲锋陷阵。
圣殿骑士团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国王博度安二世将圣殿山上的阿尔－阿克萨清真寺的一角给这些骑士驻扎，这个清真寺正是建在传说中的所罗门圣殿的遗址上。小说《达芬奇密码》里说圣殿骑士团知道所罗门圣殿下面藏着的秘密，所以故意要求这块地方来驻扎，以便将深藏在地下的秘密文件找出来。通过这些秘密，他们掌握了基督教的命脉，因此获得了力量，最后也因此惨遭屠杀。当然这只是小说，不能当真。不过圣殿骑士团的力量和财富却是真实的，他们被认为是十字军时代东方真正的主人，耶路撒冷王国要对抗阿拉伯人主要就靠他们的力量。
圣殿骑士团创立后很快就引起了贵族和教会上层的重视，当时著名的修士圣伯尔纳（St. Bernard of Clairvaux）写文章支持圣殿骑士团的行动。在圣伯尔纳的影响下，骑士团迅速发展壮大。1139年，教皇英诺森二世（Innocent Ⅱ）发布圣谕，再次确认了圣殿骑士团的地位。在政治上骑士团只对教皇负责，其它任何僧俗政权都无权指挥它。在经济上骑士团不仅享有免税的特权，而且还有权在自己的领地上收取十一税。教廷赋予的特权使得圣殿骑士团在短短几十年内发展成一个强大而且富有的组织，同时也将骑士团牢牢地掌握在圣座之下。此后，圣殿骑士团成为罗马教廷拥有的最可靠的力量。
圣殿骑士团的拥有的财富之巨大只能用富可敌国来形容。12世纪末时，骑士团在欧洲拥有9000多处产业，其中包括一些很有名的教堂和城堡，如伦敦的圣殿教堂（Temple Church），柏林的圣殿宫（Tempelhof）。有一段时间骑士团甚至拥有整个塞浦路斯岛。他们的富有使他们能够维持一支强大的职业军队，即便在战场上损失巨大，他们也能迅速恢复，但这财富最终也使他们走向毁灭。
骑士团财产的来源有很多方式，上面提到的征税是其中一种，当然还有掠夺，但更重要的方式是获得赠予，从事商业和银行业活动。从1127年骑士团首任大团长 Huguens de Payns在欧洲进行宣传、征募工作开始，骑士团便获得了大量的捐赠，特别是在法国，很多贵族将地产赠送给骑士团，从此他们的地产几乎遍及整个欧洲，而且这些地产都是免税的。骑士团从事银行业则是这个组织的历史上值得注意的一页，他们开创了现代银行业的经营模式。最初是骑士团的成员由于守贫这一会规的约束，将财物交给骑士团。这种行为很快演变为商业行为扩大到骑士团之外，许多欧洲的贵族将贵重财物存放到骑士团里，由骑士团负责保管。这就和现代银行业的存款业务十分相似。事实上骑士团还发明了一种跟现代银行中的存款单很相似的票据，凭借这种印有骑士团特殊记号的票据就可以在各地的骑士团支部取出财物。由于骑士团的支部遍及整个欧洲，再加上教廷给他们的支持，他们的存款业务发展十分迅速，各地的骑士团支部和圣殿里聚集了大量的财产，这时他们又开始了贷款业务。1135年，骑士团借贷给西班牙的朝圣者，资助他们前往圣地。骑士团的借贷业务发展极其迅猛，其业务对象上至各国国王——他们曾经是法国国王最大的债权人，下至普通的朝圣者，他们甚至还借贷给基督徒的敌人撒拉森人——这至少说明他们的信誉是十分卓著的。值得注意的是，骑士团的借贷是收取利息的，而当时收取利息是不合法的行为，受到教廷的谴责，但圣殿骑士团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干下去了，信仰的力量在利益面前永远都是软弱无力的。这些金融活动是圣殿骑士团在军事活动之外的主要活动，传说骑士团里堆放着的借据、帐簿比宗教书籍还要多，这当然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和忌妒。
圣殿骑士团在全盛时据说有2万多名成员，主要分为四部分：骑士（Knights）、士官(Sergeants)、农人（Farmers）和牧师（Chaplains）。骑士是重装骑兵，也是圣殿骑士团的核心力量，只有他们才有权穿象征着圣殿骑士团的绣着红十字的白色长袍。士官是轻骑兵，级别较骑士低一些。士官和骑士共同构成圣殿骑士团的军事力量。农人在骑士团里并不是指耕种的农夫，而是专门管理骑士团财产的成员。牧师则是骑士团中的精神支持者，在精神上帮助骑士团其它成员。和医院骑士团一样，圣殿骑士团的首领也称为大团长（Grand Master），通过选举产生，任期为终生。
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圣殿骑士团训练有素，在战场上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耶路撒冷王国最精锐的军队。从1129年围攻大马士革到 1291年阿科陷落，圣殿骑士团几乎参加了圣地所有的战斗。在作战中，骑士团每一名骑士都有几十人作为支持力量，因此他们可以专注于自身的战斗目标，有人认为他们是现代职业军队中精锐的特种部队的先身。一般在战斗中圣殿骑士团出动的骑士并不多，几百人就是一支大部队了，但与当时阿拉伯军队相比，其实际战斗能力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本身所显示的。在Montgisard战役中，耶路撒冷国王博度安四世率领500名骑兵、80名圣殿骑士配合以步兵，进攻撒拉丁的 30000人的部队，结果撒拉丁最精锐的马木留克骑兵几乎被全歼，总伤亡达到20,000人，最后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部队逃回了埃及。要知道撒拉丁可是用兵的高手，这样的惨败恐怕不能用指挥能力的高低来解释。正因为有着这样骁勇善战的军队，在后来的哈丁战役中，居伊、杰勒德等人才会有恃无恐地离开水源进攻撒拉丁的大军，当然这也导致了最后的惨败。
哈丁战役对圣殿骑士团的历史、基督教的历史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圣殿骑士团在这场战役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可惜是很可悲的角色。哈丁战役之前，耶路撒冷王国因为王位继承一事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以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三世为首的贵族派和圣殿骑士团大团长杰勒德支持的宫廷派几乎兵戎相见，最后还是杰勒德支持的居伊上台。这次分歧虽然因为撒拉丁的大军到来而和解，但已经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1187年7月初，撒拉丁亲自率领一支精锐部队进攻太巴列，而把主力部队埋伏在太巴列附近的山区，当时在太巴列的是雷蒙德的妻子。没有多少防御力量的太巴列很快被攻克，但雷蒙德的妻子和手下仍然占据着一处堡垒死守，并向驻扎在安富里雅的耶路撒冷大军求救。雷蒙德认为这是撒拉丁的诱敌之计，他想引诱耶路撒冷军队离开有水源的安富里雅，因此建议不去救援，就在安富里雅等撒拉丁的军队，撒拉丁出动大军绝不可能仅仅为了一个小小的太巴列。但圣殿骑士团大团长杰勒德将雷蒙德的意见斥为叛徒的奸计（雷蒙德此前曾跟撒拉丁有约定，撒拉丁帮助雷蒙德夺取耶路撒冷的王位，后来由于克雷森之战而废除），力主进军太巴列。杰勒德跟雷蒙德有旧怨，他曾是雷蒙德手下的骑士，雷蒙德许诺帮他娶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但最后食言，杰勒德认为受到愚弄，改投入圣殿骑士团，一路青云直上，最后被选为大团长。很多人认为杰勒德这次反对雷蒙德仅仅是出于个人的恩怨，他的这种情绪化的做法导致了最后的失败。被杰勒德一手扶上台的居伊听从了杰勒德的意见，决定率领大军前往太巴列解围，很多骑士虽然知道这样做很危险，但出于忠诚仍然随大军一起前往太巴列。从安富里雅到太巴列要穿过一片荒芜干燥的高原，一路上还有撒拉森轻骑兵的不断骚扰，很快担任前卫的雷蒙德的部队和担任中军的居伊以及担任后卫的圣殿骑士团部队脱节，由于干渴以及阿拉伯骑射手的骚扰，居伊和杰勒德的部队都很难往前进发，这时他们到达安富里雅和太巴列正中间的马里斯卡尔西亚。杰勒德这时又作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他建议居伊让主力部队停止前进，在这儿修整并且等待后卫部队跟上。前方的雷蒙德则送信来请求居伊无论如何也要迅速前进，在天黑前赶到有水源的地方。这次居伊又听从了杰勒德的意见，让主力部队在马里斯卡尔西亚停下来。这一停之后他们就再也走不了了，撒拉丁的主力赶了过来将他们包围，并点燃野草，烟和灰使得耶路撒冷军队的干渴更难以忍受，而周围的撒拉丁军队高声唱赞美安拉的圣歌，在心理上干扰耶路撒冷军队。天亮之后，居伊组织耶路撒冷军队冲锋，企图突破围困，但由于极度的干渴和疲劳，耶路撒冷军队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与其说这是场战斗，不如说是一只猫在玩弄手心里的老鼠。最后居伊以真十字架为中心，组织了一个方阵进行抵抗。剩下的很多骑士本可以凭借快马重甲杀出重围，但为了保护真十字架，他们都死战不退，直到最后撒拉丁下令停止屠杀为止。耶路撒冷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基督教的圣物真十字架也被阿拉伯人夺去，最精锐的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要么战死，要么被撒拉丁处死，不过有趣的是撒拉丁居然放过了圣殿骑士团的大团长杰勒德，也许是感谢他带来了胜利吧。由于耶路撒冷失去了几乎所有的军队，很快就被撒拉丁攻克。圣城失陷的消息传到罗马教廷后，教皇乌尔班三世由于极度悲痛，当场便去世了。此后就开始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不过这是题外话，就不多说了。
哈丁战役对圣殿骑士团的打击十分深远，不仅仅是军事上损兵折将——如果光是军事上的失利他们很快就能恢复，更重要的是由于圣城失陷，他们失去了政治上最重要的立足之地。失去了圣地守护者的地位，他们存在的意义也要大打折扣。后来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又带来了英格兰的狮心王理查一世、法国的高贵王菲利普二世，跟他们的力量比起来，圣殿骑士团只能做配角。总之，圣殿骑士团的辉煌虽然仍在持续，但他们的时代已经去日无多了。
1291年阿科陷落之后，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一起撤到塞浦路斯，此后又回到法国。这也许是圣殿骑士团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就只能受别人摆布。相比而言，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就聪明的多，医院骑士团虽然人不多，但仍在罗德岛上苦苦支撑，后来又在马耳他岛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条顿骑士团也在普鲁士建立了骑士团国。圣殿骑士团回到法国只能用自投罗网来形容，从此他们就注定走上毁灭的道路。
当时法国的国王是“美男子”菲利普四世，后来被尊称为“公正王（Philip IV the Fair）”，他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国王，打击贵族，维护法兰西的利益。而且这位美男子对教会显然没有什么感情，连续有两位罗马教皇在他手下不明不白地送了命，直到他把他的亲信波尔多大主教贝特朗（Bertrand de Goth）扶上教皇的宝座才罢手，这位贝特朗就是教廷历史上的克莱蒙特五世。
1307年10月13日，那是一个星期五（这就是黑色星期五的由来），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菲利普四世向法国各地的事务官发出密函，要求他们在同一时间打开，密函上的内容正是逮捕各地的圣殿骑士团成员。菲利普的突然袭击获得了圆满成功，法国几乎所有的圣殿骑士团成员都被逮捕，仅在巴黎就有 138名骑士团成员被捕，圣殿骑士团的高层包括大团长雅克•;德•;莫莱（Jacques de Molay）无一幸免。菲利普四世给圣殿骑士团编排的罪名是“异端”，这真是很有意思，圣殿骑士团确实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你可以说他们贪婪，说他们残暴，但要说异端就未免有点离奇了，从骑士团成立开始，它一直就是教皇座下最忠诚的力量，教皇前后共赐予他们上百条特权。不过菲利普四世需要的不是符合逻辑的观点，他只需要将骑士团打入万劫不复之境。法国的宗教裁判所立即就开始对骑士团成员进行审讯。在宗教裁判所的“有效工作”下，圣殿骑士们开始招供，其中包括大团长雅克•;德•;莫莱。裁判所还让他给所有的骑士团成员发布一道命令，解决他们保密的义务。在莫莱的这道命令之后，骑士团成员向裁判所给出了千奇百怪的供词，有的承认他们入会时要向十字架吐口水，有的说他们搞巫术，有的说他们崇拜异教的偶像，至于这个异教偶像是什么样子，各人又有各人的说法，另外还有骑士团成员之间搞同性恋——这个也许是唯一可信的罪名。据记载，仅巴黎一地就有36名骑士团成员在审讯过程中死亡，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供词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获得的。
菲利普四世的行动得到了教皇克莱蒙特五世的支持——事实上他们俩就是同谋，教皇在1307年稍晚些时候发布圣谕，谴责圣殿骑士团的罪恶，要求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取缔圣殿骑士团。在菲利普四世和教皇的威胁下，各国虽然有不满，但也只好服从，不过在其它国家只有很少的圣殿骑士被处死。
按照宗教裁判所的惯例，承认异端的至少可以留下一条名，不过很多圣殿骑士团成员后来相继翻供，在教廷派来的主教面前否认了之前的供词。骑士团成员的翻供让菲利普四世十分恼怒而且不安，对他们的审判又持续了几个月，这些翻供的圣殿骑士团成员再也没有承认罪行，他们中的很多人死于狱中，剩下的则上了火刑架。 1510年在巴黎召开的桑城宗教会议上将否认供词的骑士团成员谴责为异端累犯，判处火刑。5月10日这一天有54名圣殿骑士被宗教裁判所用文火烤死。
大团长莫莱和其它几名骑士团高层由于地位非同寻常，他们直到7年后，即1314年3月18日才被宣判。菲利普四世本来准备将已经承认异端罪行的莫莱等人判为无期徒刑，谁知在宣判时莫莱和诺曼第分团长儒弗鲁瓦•德夏尔尼站起来否认原供词。公审大会草草收场，莫莱和儒弗鲁瓦•德夏尔尼被送上了火刑架，莫莱在死之前诅咒菲利普四世和克莱蒙特五世，说他们在一年内都会面临永恒的审判。事实上，这个诅咒真的应验了，仅仅一个月后，克莱蒙特五世暴病而死。“美男子”菲利普五世比他多活了半年多，这一年的11月29日，他在打猎时身亡，据说是被一只野猪撞死的，不过也有人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因为菲利普四世是一个有着非凡勇力的骑士，据说他能将两名大汉轻松地扛在肩上。
菲利普四世对圣殿骑士团采取血腥行动的原因在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历史学家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一个比较公认的观点是他觊觎圣殿骑士团的财产，正所谓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更直接的说法是他欠骑士团一大笔钱，所以他才会对骑士团下手。也有人认为菲利普四世和骑士团有矛盾，当初菲利普四世曾想加入骑士团，但被拒绝了，因而怀恨在心。也有人为菲利普四世辩护，认为当时圣殿骑士团企图建立骑士团国，菲利普为了维护法国的统一，所以才这么做。不过对于圣殿骑士团建国这一企图似乎并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总的来说，圣殿骑士团异端案整个事件完全可以用“莫须有”三字来概括。
圣殿骑士团被消灭后，根据教皇的命令，医院骑士团获得了大部分遗产，各国的圣殿骑士团成员有很多转到医院骑士团门下，可以说医院骑士团是最大的受益者。菲利普四世则独吞了骑士团在法国的财产，也有人认为他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圣殿骑士团在灾难来临之前已经有所预感，将在法国国内的大部分财产转移走，因此法王菲利普四世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圣殿骑士团在葡萄牙的组织则改名为耶稣会继续存在，其性质也由军事修会变为主要从事海外宣教的修会。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也许是对圣殿骑士团最宽容的国王，他公然违抗教皇的圣谕，拒绝对领地内的圣殿骑士采取敌对行动，因此欧洲大陆的圣殿骑士团成员有不少逃往苏格兰，投入罗伯特手下。据说后来在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战争中，正是依靠这些圣殿骑士的英勇作战，苏格兰人才打败了占优势的英格兰军队。
不管怎么说，圣殿骑士团作为一个组织从此成为历史，由于它与宗教、与圣地的密切联系，以及它曾经的强大和富有，再加上戏剧性的历史，圣殿骑士团一直都是传说中经常出现主角，特别是在与圣杯有关的传说中。小说《达芬奇密码》里也运用了很多跟圣殿骑士团有关的传说。
圣殿骑士团最初的标志是白色的制服外加白色长袍。大约在1147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后，开始在白色长袍的左肩绣上红色十字，一开始是等边十字，后来发展成八角十字。圣殿骑士团的徽章则是两名持盾和矛的圣殿骑士坐在一匹马上，盾上绘有红色的十字。这个徽章象征着骑士团的成员一开始是贫穷的骑士，后来又被解释为骑士团成员的袍泽之谊，不过到了菲利普四世摧毁圣殿骑士团时则被说成是骑士团成员搞同性恋的象征。圣殿骑士团的口号是“神的旨意（God wills it）”，战场上他们就是喊着这个口号冲锋陷阵。
9/14/2006
活着:人生如同一场皮影戏(zz)
来自: http://www.qingyun.com/column/yishu/yingshi/pinglun/2004051004.htm
人生如同一场皮影戏
——张艺谋电影《活着》观后
□ 浮生
《活着》是张艺谋十年前拍的一部电影，却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张艺谋的电影。尽管在此之后，张艺谋在电影艺术上仍不断地尝试创新，依我看来《活着》作为张艺谋电影艺术的巅峰之作的地位至今仍未能被撼动。《活着》是一部史诗般的影片，它叙述了一个普通人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所遭遇的艰辛苦难和种种悲剧。在这部影片中，张艺谋似乎暂时放弃了他对表现中国民俗本身的热衷，而转向用中国民俗去表达他对人在世上的命运关注。没有一部其他的张艺谋的电影具有《活着》这样深刻的内涵。福贵一家在电影中的悲惨遭遇只是层面上的故事，影片的主旨却是在演绎人在世上和命运抗争却无能为力的境况，去再现张艺谋欲表现的宿命论人生观。贯穿整部电影的皮影戏是我们理解这一主旨的最重要依据。实际上，把皮影戏引入电影《活着》之中可能是张艺谋作为导演最匠心独运的一次尝试。皮影戏使《活着》的故事演化成三层，福贵一家的故事，皮影戏的故事，以及人类的故事。人在世上的双重角色在他和玩偶之间的关系上得到充分的显示。一方面，人是玩偶的操纵者；另一方面，人却如同玩偶被一种不可知的强大力量所操纵。福贵一家人在电影中的悲惨命运具有浓烈的宿命论的色彩，更为人如同玩偶这一比喻增加了不可缺少的注脚。
可能是得益于他当年做摄影师的经历，张艺谋惯于在他的电影中使用色彩斑斓的视觉符号来烘托电影的气氛，增加视觉效果。这种视觉符号可能是一幕场景，一些道具，也可能是些意像，它们和故事情节紧密结合，不光给予观众以强大的视觉冲击，也象征性的传递了导演欲在电影中表现的主题。在《红高粱》中，观众是不会忘记青纱口那一望无际的高粱地，那野性弥漫的绿色向我们张扬着自然和生命；在《菊豆》中，观众的视觉中反复出现杨家染坊里自房粱上悬挂而下的红黄布条，黄色暗含淫荡而红色却预示血腥和死亡，那布条更是给人束缚和限制的联想；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陈家大院里的大红灯笼以及灰色的高墙更是电影故事的主线，红灯笼让人想到青楼和挑逗而灰色的高墙则象征着幽闭和囚禁。这些强烈的视觉符号形成了张艺谋电影独特的风格，为张艺谋的电影增加了厚重的内涵。《活着》在表面上看没有什么视觉张力，色彩不如他的其他电影那么张扬，难怪有人看了《活着》后说是不像是张艺谋的电影。其实，《活着》的风格和张艺谋其他的电影一脉相承。中国的民间艺术皮影戏承担了视觉符号这一角色。皮影戏绝不是有些人想象的所谓的张艺谋又在玩民俗的噱头，皮影戏是电影《活着》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但增添了观众视觉的享受，更是把电影的主题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境地。
张艺谋的早期电影全是改编自出版的小说，但张艺谋常常在电影中为原著添加了神来之笔，使得电影比原著显得更加丰富和出彩。时明时暗的大红灯笼从没有出现在苏童的《妻妾成群》中，大红大黄的染布条也不是刘恒的《伏羲伏羲》中的创意，皮影戏更是和余华的同名小说《活着》毫无关联。然而，皮影戏绝不是张艺谋信手拈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选择。在余华的原著中，福贵只是个日出而作的老农，终日对着那条同名的老牛喃喃自语。电影中的主角由老农变成皮影戏艺人显然会使整个故事更加耐看，更加富于戏剧性。皮影戏是中国的国粹，具有至少两千多年的历史，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汉武帝与李夫人的故事。皮影戏是中国传统偶戏的一种。偶戏可以分为布袋戏，傀儡戏和皮影戏。前两种无论表演形式还是表现形式都和后者有很大的不同。布袋戏是以手掌操纵玩偶，所以又叫手掌戏。傀儡戏分为悬丝傀儡、杖头傀儡等，以线或木杖操纵傀儡。布袋戏和傀儡戏中傀儡都是直接出现在舞台上的，是立体的表现艺术。皮影戏是偶戏中唯一在舞台上表演的平面艺术。皮影戏的表演是借助一面影窗，利用灯光的照射将纸偶或皮偶影射出来，配合音乐和唱白来表现戏剧故事的，所以也叫“灯影戏”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终于可以看出张艺谋在电影《活着》中舍其他而取皮影戏的苦心孤诣。这绝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仅仅为了视觉效果，把皮影戏纳入电影《活着》是张艺谋作为电影大师的才能一次闪亮的显现，一次杰出的匠心独运。皮影戏不仅给观众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欣赏趣味，为影片带来更多的戏剧性，也赋予电影《活着》以全新的内涵。皮影戏带给电影《活着》的内涵是多层面的。皮影戏首先是戏，而戏至少在这里又分两层含义。一是它不是真实的，二是它有脚本，一切剧情都可以预知的。用戏来衬托福贵的一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浮生若梦，亦真亦幻。人生就如同一场早已安排好的戏。实际上，人生如戏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譬喻。西方文豪莎士比亚也曾说过，“这世界是个舞台，男男女女都是演员，人人有上台的时候，也有下台的时候。” 既然人生如戏，那我们就不必把它当真，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电影《活着》尽管充斥死亡，而张艺谋在电影中塑造出的气氛却不是那么沉重。皮影戏又是影戏。戏本身就不是真的了，而影戏却给这不真实又增加了一份虚幻，而皮影出现在电影影幕上就更是幻上加幻。平面皮偶在孤灯幻影下显现演绎人生的故事把人生如戏，人生如梦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人生就已是一场梦幻，而对大起大落，丧子丧女的福贵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恶梦。皮影戏还是偶戏。偶戏能更好的象征人如同玩偶这一譬喻，皮影戏中的皮偶受人操纵和电影中福贵受命运操纵交相互映，把宿命论在电影中推到了极致。
人如玩偶是由来已久的譬喻。由悬丝或木杖受人控制的玩偶用来比喻面对命运无能为力的人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艺谋在电影中把福贵比作命运手上的玩偶是显而易见的。皮影戏在电影中福贵一生的关键时刻反复出现就是明证。张艺谋曾对英国《每日电迅报》的记者马尔科姆说道，“我喜欢这部电影中的皮偶，希望它能更多的出现在这部电影的场景中” 。影片的开头在主人公福贵尚未出场皮影戏就作为开场白先期出现赌场的背景中，为人生如同一场皮影戏埋下了伏笔。还是花花公子福贵在抱怨当晚赌场手气不好之后，电影镜头把皮影戏推到前场占据了整个影幕。此后，皮影戏和福贵在影幕上反复交相出现，这绝不是为了热闹和玩民俗的把戏，而是张艺谋准确无误地在向观众强调福贵就象那受人控制的皮偶一样，对自己的命运无可奈何。故事中的福贵的确是个玩偶，当他在皮影戏班主的鼓动下加入到艺人中在那声嘶力竭地吼唱时，全然不知一个改变他一生的阴谋正朝他袭来。皮影戏班主龙二为了得到福贵家百年的祖居正串通赌场老板让福贵一步一步落入他的圈套。最终福贵输尽家产，变得一文不名。命运无常，祸福相依，有失就有得。在福贵输掉祖居，气死老父后，先前气回娘家的妻子家珍却回到了他的身边，生活的磨难让他明白要活下去的道理，让他决心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可以这么说，是灾难让这个曾是行尸走肉的浪荡公子成为了一个真正了解生活意义的人，懂得为什么而活着。福贵的灾变让我想到了文学上一个恒久的主题，这就是“幸运的堕落” 。正是由于亚当的堕落，人类才升华到一个更为崇高的天堂。也正是福贵的堕落，他才最终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对社会和家庭有益的人。也许堕落就是我们人生中受教育不可分割的一步，是我们认识惨痛的人生必经之路。如果我们把这一情节看成是余华和张艺谋在进行道德说教的话，那就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电影中种种巧合的情节是张艺谋在竭力向我们宣扬他电影中宿命论的主调。正是这一情节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去简单看待我们生活中的事件。古代塞翁的故事早已让我们知道福就是祸，祸就是福。命运和福贵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这貌似灾祸的败家行为最终却变成了救命之举。赌场中的输家最终在生活中却成了赢家，福贵不光是输掉了他的家产，同时也“输” 掉了几年后本该戴在他头上的恶霸地主的帽子。电影中龙二在四九年解放后被枪毙前曾死不瞑目地看着福贵，而小说中余华更是直接了当地让龙二对福贵说：“福贵，我是替你去死啊。” 没有什么情节更能让我们体会到人生无常，命运有定，没有什么情节比这一段更能让我们感受到命运常在无情地捉弄我们，常和我们开丑陋的玩笑。谁能知道我们今天的福不会是明天的祸？谁又能知道我们今天的祸不会是明天的福呢？
在整部电影中，张艺谋不断地把玩“人如玩偶” 这一意像。福贵被改写成皮影戏艺人，不光是情节的需要，也是张艺谋为了强化主题的手段。为了生活，福贵抛妻别子，远离家乡，成了巡回皮影戏团的班主。福贵那一幕幕风餐露宿为生存奔波的镜头和皮影戏交叉出现在影幕上让我们有点分不清皮影中人物和电影中人物的界限。福贵被国民党军队强征为民夫，肩拉大炮的镜头，更让我们看到一个悬丝木偶的形象，受人操纵，无可奈何。在用电影语言表现人如玩偶上，张艺谋显得游刃有余，电影中很多镜头并不随意。当福贵后来被解放军俘虏，一个解放军战士用刺刀挑起福贵身边的一个皮偶举到阳光灿烂的天空，这个镜头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皮偶毫无疑问是象征福贵，而举上天则预示福贵从此不再是让人瞧不起的社会低层，福贵的社会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了，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然而福贵身不由己的命运仍然继续着。在那场超英赶美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张艺谋再一次把皮影戏的场面和炼钢的场面融汇在一起，象征着在那场荒诞的运动中，每个人都和福贵一样身不由己，是命运的玩偶。这场运动的间接后果是福贵的儿子有庆被车给撞死了，而肇事人不是别人正是和福贵在战场上一起出生入死的伙伴春生，而福贵自己也间接地促成了有庆的死亡。要不是福贵非要把疲倦不堪的有庆送到学校，有庆本可躲过这一劫。电影中，张艺谋再次充分的发挥皮影戏这一媒介去象征人不过是命运手中的一个玩偶这一譬喻。当福贵冲向鲜血淋漓的有庆的尸体前，张艺谋给了他一个特写镜头。在整个影幕上，除了福贵本人，就是一幅皮影戏的影窗。在无法抗拒的命运面前，福贵本人看上去多么象被他玩于股掌的皮影啊。这些戏剧性的巧合后来再次发生在福贵女儿凤霞的身上。文化大革命中，一直伴随福贵的那箱皮影未能逃过劫难，在镇长的督促下，凤霞把那些皮影烧掉了。皮影戏的故事似乎暂时结束了，但福贵的厄运却并没有随着那些皮影灰飞烟灭。由于高明的医生在文革中全被关进“牛棚” ，医院由学生当班，凤霞产后大出血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命归黄泉。命运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它丑陋的力量。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本可救凤霞一命医术高明的王教授，因为饿了三天，吃了福贵好心为他买的七个馒头而噎得不能动弹。福贵再一次间接的促成了凤霞的死亡。这些情节极富戏剧性，在原著中是没有的。电影中所有这些戏剧性的巧合毫无疑问都被设计用来表明张艺谋在电影中宣扬的宿命论主调。影片的结尾也是富有象征性的。当福贵的外孙馒头问他的姥爷把他爸爸为他买的小鸡放到哪里时，福贵从床底拖出那个劫后余生原来装皮影的木箱，和他一起把小鸡一只一只的放进去。毫无疑问，这里小鸡代表的是年轻一代，代表着未来，而曾经装皮影的木箱由于是个盛体和封闭物，表示禁锢和束缚则象征着命运。通过这一象征，张艺谋无非在告诉我们，人类将继续受命运的控制，永远不能摆脱命运的主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电影闻名遐迩的第五代导演曾拍摄了三部令人难忘的电影。它们是田壮壮的《蓝风筝》，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以及张艺谋的《活着》。三部影片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并且三部影片都遭到在国内禁演的命运。实际上，依我看来，田壮壮和陈凯歌的电影是在对四九年以后的政治运动做政治谴责，而张艺谋的电影更多的却是在做哲学思考，因为活着是有关生与死的命题。这种主题的不同可以从他们的家庭出身和生活经历中找到答案。童年的经历无疑会在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上留下深深的烙印。田壮壮的父亲田方曾在电影《英雄儿女》中扮演王文清，后来是文化部电影局的副局长和北影的厂长；母亲于蓝曾扮演过江姐。陈凯歌的父亲陈怀恺是北影知名导演，曾执导过影片《青春之歌》和《小兵张嘎》。尽管他们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甚至田方被迫害至死，但在文革前他们都是社会名流。因此田壮壮和陈凯歌至少都有过美好的童年。而张艺谋则不同，张艺谋的父亲在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军官，张还有个跟随国民党军队逃到台湾的大伯和一个死后被定为国民党特务的叔叔。可以想像，象这样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 的童年是不会阳光灿烂的。张艺谋曾回忆道，“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觉得我的家庭有问题。我一直很害怕不安。” 他在学校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但无论他怎么努力，他总是受到歧视，总是不能象同龄人那样加入共青团。即便是文革结束后他报考大学，他也受到了年龄的歧视。据说，他是在给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写信申诉得到特批后才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他坎坷的生活经历一定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养成了他在我看来是逆来顺受的性格。他曾对记者说过，“在大的政治背景下，人像是汪洋中的一片树叶，根本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很无奈的。中国的这类题材是最多的，因为中国人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最难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活着》这类电影我们可以拍好多部。但是很难通过。” 张艺谋知难而退，没再继续拍这类电影，他认命了。而面对禁演，田壮壮的选择却是近十年不再拍电影以示抗议。我丝毫没有要批评张艺谋的意思，我这里是想说明张艺谋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不然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如此热衷在《活着》中表现宿命的观念。从另一方面，张艺谋在《活着》中完成了他对社会的报复。家庭成分是张艺谋不愉快的童年的社会根源。这个曾被认为是神圣的家庭出身，在张艺谋的镜头下却变成了十分滑稽的东西。龙二和福贵在解放前几年的角色转换，让我们看到所谓的阶级出身原来只是一场闹剧。
如果我们认为张艺谋人生观是宿命的，完全是负面和消极的，那是不公平的。《活着》中还是有很多积极的成分的。这我们可以从小说和电影的比较中看出。余华让福贵的家人全数死去，似乎让人感到生活过于残酷。张艺谋让家珍，万二喜和馒头（小说中叫苦根）都活下来，意义十分重大。中国人讲究家庭和亲情，所以电影中福贵不断的说老婆和孩子比什么都好。让他们三人都活下来，家庭得到了保留，亲情可以延续。而馒头活下来，意义犹为重大。馒头代表了年轻一代，代表了未来。馒头活着象征着生活还会继续下去。尽管福贵一家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难和不幸，张艺谋还是在影片结尾表达了他对生活的希望，福贵告诉馒头“日子会越来越好。”
张艺谋的《活着》是一部不朽的影片，因为它是一部表现小人物的命运，表现苦难的题材，表现了人类那些共有的古老的情感。人生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无奈的，人类如同被操纵的玩偶，无法抗拒命运的主宰。面对无法抗拒的命运，一个人该如何去做呢？电影《活着》所给的答案极为简单明了，正如影名所示的那样，活着。是啊！人应该活下去，无论生活多么悲惨也要活着，坚韧地活着，充满希望地活着。
人生如同一场皮影戏
——张艺谋电影《活着》观后
□ 浮生
《活着》是张艺谋十年前拍的一部电影，却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张艺谋的电影。尽管在此之后，张艺谋在电影艺术上仍不断地尝试创新，依我看来《活着》作为张艺谋电影艺术的巅峰之作的地位至今仍未能被撼动。《活着》是一部史诗般的影片，它叙述了一个普通人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所遭遇的艰辛苦难和种种悲剧。在这部影片中，张艺谋似乎暂时放弃了他对表现中国民俗本身的热衷，而转向用中国民俗去表达他对人在世上的命运关注。没有一部其他的张艺谋的电影具有《活着》这样深刻的内涵。福贵一家在电影中的悲惨遭遇只是层面上的故事，影片的主旨却是在演绎人在世上和命运抗争却无能为力的境况，去再现张艺谋欲表现的宿命论人生观。贯穿整部电影的皮影戏是我们理解这一主旨的最重要依据。实际上，把皮影戏引入电影《活着》之中可能是张艺谋作为导演最匠心独运的一次尝试。皮影戏使《活着》的故事演化成三层，福贵一家的故事，皮影戏的故事，以及人类的故事。人在世上的双重角色在他和玩偶之间的关系上得到充分的显示。一方面，人是玩偶的操纵者；另一方面，人却如同玩偶被一种不可知的强大力量所操纵。福贵一家人在电影中的悲惨命运具有浓烈的宿命论的色彩，更为人如同玩偶这一比喻增加了不可缺少的注脚。
可能是得益于他当年做摄影师的经历，张艺谋惯于在他的电影中使用色彩斑斓的视觉符号来烘托电影的气氛，增加视觉效果。这种视觉符号可能是一幕场景，一些道具，也可能是些意像，它们和故事情节紧密结合，不光给予观众以强大的视觉冲击，也象征性的传递了导演欲在电影中表现的主题。在《红高粱》中，观众是不会忘记青纱口那一望无际的高粱地，那野性弥漫的绿色向我们张扬着自然和生命；在《菊豆》中，观众的视觉中反复出现杨家染坊里自房粱上悬挂而下的红黄布条，黄色暗含淫荡而红色却预示血腥和死亡，那布条更是给人束缚和限制的联想；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陈家大院里的大红灯笼以及灰色的高墙更是电影故事的主线，红灯笼让人想到青楼和挑逗而灰色的高墙则象征着幽闭和囚禁。这些强烈的视觉符号形成了张艺谋电影独特的风格，为张艺谋的电影增加了厚重的内涵。《活着》在表面上看没有什么视觉张力，色彩不如他的其他电影那么张扬，难怪有人看了《活着》后说是不像是张艺谋的电影。其实，《活着》的风格和张艺谋其他的电影一脉相承。中国的民间艺术皮影戏承担了视觉符号这一角色。皮影戏绝不是有些人想象的所谓的张艺谋又在玩民俗的噱头，皮影戏是电影《活着》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但增添了观众视觉的享受，更是把电影的主题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境地。
张艺谋的早期电影全是改编自出版的小说，但张艺谋常常在电影中为原著添加了神来之笔，使得电影比原著显得更加丰富和出彩。时明时暗的大红灯笼从没有出现在苏童的《妻妾成群》中，大红大黄的染布条也不是刘恒的《伏羲伏羲》中的创意，皮影戏更是和余华的同名小说《活着》毫无关联。然而，皮影戏绝不是张艺谋信手拈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选择。在余华的原著中，福贵只是个日出而作的老农，终日对着那条同名的老牛喃喃自语。电影中的主角由老农变成皮影戏艺人显然会使整个故事更加耐看，更加富于戏剧性。皮影戏是中国的国粹，具有至少两千多年的历史，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汉武帝与李夫人的故事。皮影戏是中国传统偶戏的一种。偶戏可以分为布袋戏，傀儡戏和皮影戏。前两种无论表演形式还是表现形式都和后者有很大的不同。布袋戏是以手掌操纵玩偶，所以又叫手掌戏。傀儡戏分为悬丝傀儡、杖头傀儡等，以线或木杖操纵傀儡。布袋戏和傀儡戏中傀儡都是直接出现在舞台上的，是立体的表现艺术。皮影戏是偶戏中唯一在舞台上表演的平面艺术。皮影戏的表演是借助一面影窗，利用灯光的照射将纸偶或皮偶影射出来，配合音乐和唱白来表现戏剧故事的，所以也叫“灯影戏”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终于可以看出张艺谋在电影《活着》中舍其他而取皮影戏的苦心孤诣。这绝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仅仅为了视觉效果，把皮影戏纳入电影《活着》是张艺谋作为电影大师的才能一次闪亮的显现，一次杰出的匠心独运。皮影戏不仅给观众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欣赏趣味，为影片带来更多的戏剧性，也赋予电影《活着》以全新的内涵。皮影戏带给电影《活着》的内涵是多层面的。皮影戏首先是戏，而戏至少在这里又分两层含义。一是它不是真实的，二是它有脚本，一切剧情都可以预知的。用戏来衬托福贵的一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浮生若梦，亦真亦幻。人生就如同一场早已安排好的戏。实际上，人生如戏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譬喻。西方文豪莎士比亚也曾说过，“这世界是个舞台，男男女女都是演员，人人有上台的时候，也有下台的时候。” 既然人生如戏，那我们就不必把它当真，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电影《活着》尽管充斥死亡，而张艺谋在电影中塑造出的气氛却不是那么沉重。皮影戏又是影戏。戏本身就不是真的了，而影戏却给这不真实又增加了一份虚幻，而皮影出现在电影影幕上就更是幻上加幻。平面皮偶在孤灯幻影下显现演绎人生的故事把人生如戏，人生如梦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人生就已是一场梦幻，而对大起大落，丧子丧女的福贵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恶梦。皮影戏还是偶戏。偶戏能更好的象征人如同玩偶这一譬喻，皮影戏中的皮偶受人操纵和电影中福贵受命运操纵交相互映，把宿命论在电影中推到了极致。
人如玩偶是由来已久的譬喻。由悬丝或木杖受人控制的玩偶用来比喻面对命运无能为力的人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艺谋在电影中把福贵比作命运手上的玩偶是显而易见的。皮影戏在电影中福贵一生的关键时刻反复出现就是明证。张艺谋曾对英国《每日电迅报》的记者马尔科姆说道，“我喜欢这部电影中的皮偶，希望它能更多的出现在这部电影的场景中” 。影片的开头在主人公福贵尚未出场皮影戏就作为开场白先期出现赌场的背景中，为人生如同一场皮影戏埋下了伏笔。还是花花公子福贵在抱怨当晚赌场手气不好之后，电影镜头把皮影戏推到前场占据了整个影幕。此后，皮影戏和福贵在影幕上反复交相出现，这绝不是为了热闹和玩民俗的把戏，而是张艺谋准确无误地在向观众强调福贵就象那受人控制的皮偶一样，对自己的命运无可奈何。故事中的福贵的确是个玩偶，当他在皮影戏班主的鼓动下加入到艺人中在那声嘶力竭地吼唱时，全然不知一个改变他一生的阴谋正朝他袭来。皮影戏班主龙二为了得到福贵家百年的祖居正串通赌场老板让福贵一步一步落入他的圈套。最终福贵输尽家产，变得一文不名。命运无常，祸福相依，有失就有得。在福贵输掉祖居，气死老父后，先前气回娘家的妻子家珍却回到了他的身边，生活的磨难让他明白要活下去的道理，让他决心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可以这么说，是灾难让这个曾是行尸走肉的浪荡公子成为了一个真正了解生活意义的人，懂得为什么而活着。福贵的灾变让我想到了文学上一个恒久的主题，这就是“幸运的堕落” 。正是由于亚当的堕落，人类才升华到一个更为崇高的天堂。也正是福贵的堕落，他才最终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对社会和家庭有益的人。也许堕落就是我们人生中受教育不可分割的一步，是我们认识惨痛的人生必经之路。如果我们把这一情节看成是余华和张艺谋在进行道德说教的话，那就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电影中种种巧合的情节是张艺谋在竭力向我们宣扬他电影中宿命论的主调。正是这一情节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去简单看待我们生活中的事件。古代塞翁的故事早已让我们知道福就是祸，祸就是福。命运和福贵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这貌似灾祸的败家行为最终却变成了救命之举。赌场中的输家最终在生活中却成了赢家，福贵不光是输掉了他的家产，同时也“输” 掉了几年后本该戴在他头上的恶霸地主的帽子。电影中龙二在四九年解放后被枪毙前曾死不瞑目地看着福贵，而小说中余华更是直接了当地让龙二对福贵说：“福贵，我是替你去死啊。” 没有什么情节更能让我们体会到人生无常，命运有定，没有什么情节比这一段更能让我们感受到命运常在无情地捉弄我们，常和我们开丑陋的玩笑。谁能知道我们今天的福不会是明天的祸？谁又能知道我们今天的祸不会是明天的福呢？
在整部电影中，张艺谋不断地把玩“人如玩偶” 这一意像。福贵被改写成皮影戏艺人，不光是情节的需要，也是张艺谋为了强化主题的手段。为了生活，福贵抛妻别子，远离家乡，成了巡回皮影戏团的班主。福贵那一幕幕风餐露宿为生存奔波的镜头和皮影戏交叉出现在影幕上让我们有点分不清皮影中人物和电影中人物的界限。福贵被国民党军队强征为民夫，肩拉大炮的镜头，更让我们看到一个悬丝木偶的形象，受人操纵，无可奈何。在用电影语言表现人如玩偶上，张艺谋显得游刃有余，电影中很多镜头并不随意。当福贵后来被解放军俘虏，一个解放军战士用刺刀挑起福贵身边的一个皮偶举到阳光灿烂的天空，这个镜头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皮偶毫无疑问是象征福贵，而举上天则预示福贵从此不再是让人瞧不起的社会低层，福贵的社会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了，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然而福贵身不由己的命运仍然继续着。在那场超英赶美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张艺谋再一次把皮影戏的场面和炼钢的场面融汇在一起，象征着在那场荒诞的运动中，每个人都和福贵一样身不由己，是命运的玩偶。这场运动的间接后果是福贵的儿子有庆被车给撞死了，而肇事人不是别人正是和福贵在战场上一起出生入死的伙伴春生，而福贵自己也间接地促成了有庆的死亡。要不是福贵非要把疲倦不堪的有庆送到学校，有庆本可躲过这一劫。电影中，张艺谋再次充分的发挥皮影戏这一媒介去象征人不过是命运手中的一个玩偶这一譬喻。当福贵冲向鲜血淋漓的有庆的尸体前，张艺谋给了他一个特写镜头。在整个影幕上，除了福贵本人，就是一幅皮影戏的影窗。在无法抗拒的命运面前，福贵本人看上去多么象被他玩于股掌的皮影啊。这些戏剧性的巧合后来再次发生在福贵女儿凤霞的身上。文化大革命中，一直伴随福贵的那箱皮影未能逃过劫难，在镇长的督促下，凤霞把那些皮影烧掉了。皮影戏的故事似乎暂时结束了，但福贵的厄运却并没有随着那些皮影灰飞烟灭。由于高明的医生在文革中全被关进“牛棚” ，医院由学生当班，凤霞产后大出血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命归黄泉。命运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它丑陋的力量。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本可救凤霞一命医术高明的王教授，因为饿了三天，吃了福贵好心为他买的七个馒头而噎得不能动弹。福贵再一次间接的促成了凤霞的死亡。这些情节极富戏剧性，在原著中是没有的。电影中所有这些戏剧性的巧合毫无疑问都被设计用来表明张艺谋在电影中宣扬的宿命论主调。影片的结尾也是富有象征性的。当福贵的外孙馒头问他的姥爷把他爸爸为他买的小鸡放到哪里时，福贵从床底拖出那个劫后余生原来装皮影的木箱，和他一起把小鸡一只一只的放进去。毫无疑问，这里小鸡代表的是年轻一代，代表着未来，而曾经装皮影的木箱由于是个盛体和封闭物，表示禁锢和束缚则象征着命运。通过这一象征，张艺谋无非在告诉我们，人类将继续受命运的控制，永远不能摆脱命运的主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电影闻名遐迩的第五代导演曾拍摄了三部令人难忘的电影。它们是田壮壮的《蓝风筝》，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以及张艺谋的《活着》。三部影片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并且三部影片都遭到在国内禁演的命运。实际上，依我看来，田壮壮和陈凯歌的电影是在对四九年以后的政治运动做政治谴责，而张艺谋的电影更多的却是在做哲学思考，因为活着是有关生与死的命题。这种主题的不同可以从他们的家庭出身和生活经历中找到答案。童年的经历无疑会在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上留下深深的烙印。田壮壮的父亲田方曾在电影《英雄儿女》中扮演王文清，后来是文化部电影局的副局长和北影的厂长；母亲于蓝曾扮演过江姐。陈凯歌的父亲陈怀恺是北影知名导演，曾执导过影片《青春之歌》和《小兵张嘎》。尽管他们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甚至田方被迫害至死，但在文革前他们都是社会名流。因此田壮壮和陈凯歌至少都有过美好的童年。而张艺谋则不同，张艺谋的父亲在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军官，张还有个跟随国民党军队逃到台湾的大伯和一个死后被定为国民党特务的叔叔。可以想像，象这样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 的童年是不会阳光灿烂的。张艺谋曾回忆道，“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觉得我的家庭有问题。我一直很害怕不安。” 他在学校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但无论他怎么努力，他总是受到歧视，总是不能象同龄人那样加入共青团。即便是文革结束后他报考大学，他也受到了年龄的歧视。据说，他是在给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写信申诉得到特批后才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他坎坷的生活经历一定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养成了他在我看来是逆来顺受的性格。他曾对记者说过，“在大的政治背景下，人像是汪洋中的一片树叶，根本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很无奈的。中国的这类题材是最多的，因为中国人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最难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活着》这类电影我们可以拍好多部。但是很难通过。” 张艺谋知难而退，没再继续拍这类电影，他认命了。而面对禁演，田壮壮的选择却是近十年不再拍电影以示抗议。我丝毫没有要批评张艺谋的意思，我这里是想说明张艺谋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不然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如此热衷在《活着》中表现宿命的观念。从另一方面，张艺谋在《活着》中完成了他对社会的报复。家庭成分是张艺谋不愉快的童年的社会根源。这个曾被认为是神圣的家庭出身，在张艺谋的镜头下却变成了十分滑稽的东西。龙二和福贵在解放前几年的角色转换，让我们看到所谓的阶级出身原来只是一场闹剧。
如果我们认为张艺谋人生观是宿命的，完全是负面和消极的，那是不公平的。《活着》中还是有很多积极的成分的。这我们可以从小说和电影的比较中看出。余华让福贵的家人全数死去，似乎让人感到生活过于残酷。张艺谋让家珍，万二喜和馒头（小说中叫苦根）都活下来，意义十分重大。中国人讲究家庭和亲情，所以电影中福贵不断的说老婆和孩子比什么都好。让他们三人都活下来，家庭得到了保留，亲情可以延续。而馒头活下来，意义犹为重大。馒头代表了年轻一代，代表了未来。馒头活着象征着生活还会继续下去。尽管福贵一家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难和不幸，张艺谋还是在影片结尾表达了他对生活的希望，福贵告诉馒头“日子会越来越好。”
张艺谋的《活着》是一部不朽的影片，因为它是一部表现小人物的命运，表现苦难的题材，表现了人类那些共有的古老的情感。人生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无奈的，人类如同被操纵的玩偶，无法抗拒命运的主宰。面对无法抗拒的命运，一个人该如何去做呢？电影《活着》所给的答案极为简单明了，正如影名所示的那样，活着。是啊！人应该活下去，无论生活多么悲惨也要活着，坚韧地活着，充满希望地活着。
9/13/2006
东京审判:想象的虚岸(zz)
来自: http://www.blogcn.com/User7/kavkalu/blog/41649484.html
想象的虚岸，中国导演在《东京审判》面前的心理动机（之一）(zz)
作者: kavkalu
题记：从《南京大屠杀》（吴子牛版）到《东京审判》（高群书版）都缺乏史诗大片的大气（可以参看《巴顿将军》和《攻克柏林》），而且，“不知什么原因”在这样沉重的历史话题里都如同注水肉一样不合时宜地加上了中国男人和日本女人的“爱情”，这样的选择在这种大题材的影片里不太恰当，它甚至有着妥协和献媚的心理，中国编剧应该明白，不是女人就能带来票房，而是你的电影是否真正触及人性的真相和人类共同道义的呈现！ ――――卡夫卡·陆（KavkaLu）
在911 的前夜我看了《东京审判》，我也听到上大一位老师在今天由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召开的研讨会上说当学生们听到6:5的投票同意日本战犯死刑时的鼓掌，我也听得发行方严伟先生说在成都模拟绞架的兴奋，然而，我却在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背后的隐忧，他们似乎没有听到印度法官关于佛学的论述（虽然这些论点在中国编剧手中有些拿捏不住），他们更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些外籍法官会反对死刑，这个来自信仰的因素被电影淡化了，这种淡化无疑削弱了这五位投反对死刑的法官的宗教和人性选择，这种选择的本身是超越了国家政治的，在天主教、基督教等欧美国家的信仰里只有上帝才有剥夺人类生命的权利，这种宗教感让他们选择了不！作为一部正史电影，中国电影人应该指出这个因素。
电影最大的问题不是死刑和道义的问题，而是电影回避了最为尖锐的问题，甚至连字幕都没有的关于731的问题，为什么远东法庭回避了对他们的审判，作为国际政治它远比是否审判天皇更有现实的意义，它甚至可以延续到日本战后右翼越发猖獗的基本因素！
作为一个爱着这片故土的中国人确实应该去看这部电影，这是一种民族责任和对于历史的回忆和对话，不过，这部名为《东京审判》的电影是否可以撑起这个甚至有些悲壮的历史话题，在中华民国派驻东京审判的大法官梅汝璈的日记里记录着大量资料，然而一部本来可以以这样一位具有中国精神为主线的电影硬生生被一条关于《大公报》美男记者（朱孝天）的副线所拖累，由于中国编剧对于战后日本历史、场景的想当然（酒吧的歌和场景都和历史有着巨大差异，对于这些编剧可以从50 年代日本电影找到答案）那些人物设计成为了生硬的编造，我们承认任何国家电影有着宣教的目的，但是，任何人物都应符合历史真实。
影片如果真的为这位刚正不阿的梅汝璈法官力传，可惜搞电视剧出身的导演对于单线条叙事的政论电影把握能力欠缺，所谓的的群像戏其实是他无力紧凑应有的叙事张力，听几位知道内情的老师讲一稿的剧本更加糟糕，从中可见我们编剧历史的眼光和在经济大潮里的过于迎合市场的明星化选择。
……
作为中华民国政治史的一部分，我党从题材搁置到有限崭露这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大进步但是，我对所有掌控着国家公器和主流媒体的这些文艺工作者说一句真话，我理解你们的爱国之心和民族主义立场，然而，这样一部在娱乐（副线）和史实（主线）摇摆的电影真的没有必要让中国这些同样不知历史的80一代看，看这样的电影还不如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关于东京审判的纪录片，历史的意义是凝重而严肃的，任何在政治史实类电影里注入不着边际的爱情戏和所谓小人物的戏剧冲突都会无形中削减历史的真实感，本片可以深入的远东法庭人物心理和法庭的戏都被那条副线所牵制，这是令人遗憾的。
在今天的讨论会上，我曾经和上海电影协会的一些专家争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曾志伟演的日本老兵那句“狗日的日本鬼子”是否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宣泄，这种有悖于日本人心态（它甚至不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三国连太郎先生的下跪来得真实可信）却能引起鼓掌的片断其实过于虚幻感，还有作为中国证人出庭的和尚戏也过于戏剧，导演的意图其实非常明确他用和尚这个特殊的亚洲符号去回应当下敏感的靖国神社问题向呼应，然而，那个和尚的叫嚷是苍白的！对于细节，我后文再说！
中国人编剧应该负起历史责任，从《南京大屠杀》（吴子牛版）到《东京审判》（高群书版）都缺乏史诗大片的大气（可以参看《巴顿将军》和《攻克柏林》），而且，“不知什么原因”在这样沉重的历史话题里都如同注水肉一样不合时宜地加上了中国男人和日本女人的“爱情”，这样的选择在这种大题材的影片里不太恰当，它甚至有着妥协和献媚的心理，中国编剧应该明白，不是女人就能带来票房，而是你的电影是否真正触及人性的真相和人类共同道义的呈现！
作为一个已经不惑之年的中国人，我也了然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这正是中国编剧之难题所在，但，当我们选择了责任，我们选择了历史，我们至少应该有《鬼子来了》那样敢于揭示民族性和抗战真相的影片，口碑不是靠党务包场和主流媒体宣传来的。
口碑在每个真正终于国家和人民的中国人心里，历史即便是螺旋型发展的它依旧会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他的人民。
历史的真相不会沉默。
作为中国人对于这部电影的感情非常复杂，毕竟这是我党对于历史真相尺度放宽（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以及和他相关的历史事件）后第一部作品，虽然它有着太多值得探讨的话题和方法论上的改进，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明白东京审判的意义和它背后太多的历史交易！
人民有权知道！在电影宣传的文案上有着这样一句话：每个中国人必看的电影，我看还是暂时必看吧，我们寄希望于这类影片更加深入展现历史和附着在历史里的暗流！
对于电影本身的问题，有时间再说！
感谢上海电影评论学会所有专家的发言，这些发言让我更加了然政治和话语权意义，在回家的车上，我自始至终在考虑是否讲真话，结果是不管怎样，我依旧选择了真话另，今天凌晨贾樟柯导演《三峡好人》得了威尼斯金狮奖。
2006年9月10日 星期日 下午23时32分 扬翼云间 918前夕 寒鸦精舍
想象的虚岸，中国导演在《东京审判》面前的心理动机（之一）(zz)
作者: kavkalu
题记：从《南京大屠杀》（吴子牛版）到《东京审判》（高群书版）都缺乏史诗大片的大气（可以参看《巴顿将军》和《攻克柏林》），而且，“不知什么原因”在这样沉重的历史话题里都如同注水肉一样不合时宜地加上了中国男人和日本女人的“爱情”，这样的选择在这种大题材的影片里不太恰当，它甚至有着妥协和献媚的心理，中国编剧应该明白，不是女人就能带来票房，而是你的电影是否真正触及人性的真相和人类共同道义的呈现！ ――――卡夫卡·陆（KavkaLu）
在911 的前夜我看了《东京审判》，我也听到上大一位老师在今天由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召开的研讨会上说当学生们听到6:5的投票同意日本战犯死刑时的鼓掌，我也听得发行方严伟先生说在成都模拟绞架的兴奋，然而，我却在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背后的隐忧，他们似乎没有听到印度法官关于佛学的论述（虽然这些论点在中国编剧手中有些拿捏不住），他们更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些外籍法官会反对死刑，这个来自信仰的因素被电影淡化了，这种淡化无疑削弱了这五位投反对死刑的法官的宗教和人性选择，这种选择的本身是超越了国家政治的，在天主教、基督教等欧美国家的信仰里只有上帝才有剥夺人类生命的权利，这种宗教感让他们选择了不！作为一部正史电影，中国电影人应该指出这个因素。
电影最大的问题不是死刑和道义的问题，而是电影回避了最为尖锐的问题，甚至连字幕都没有的关于731的问题，为什么远东法庭回避了对他们的审判，作为国际政治它远比是否审判天皇更有现实的意义，它甚至可以延续到日本战后右翼越发猖獗的基本因素！
作为一个爱着这片故土的中国人确实应该去看这部电影，这是一种民族责任和对于历史的回忆和对话，不过，这部名为《东京审判》的电影是否可以撑起这个甚至有些悲壮的历史话题，在中华民国派驻东京审判的大法官梅汝璈的日记里记录着大量资料，然而一部本来可以以这样一位具有中国精神为主线的电影硬生生被一条关于《大公报》美男记者（朱孝天）的副线所拖累，由于中国编剧对于战后日本历史、场景的想当然（酒吧的歌和场景都和历史有着巨大差异，对于这些编剧可以从50 年代日本电影找到答案）那些人物设计成为了生硬的编造，我们承认任何国家电影有着宣教的目的，但是，任何人物都应符合历史真实。
影片如果真的为这位刚正不阿的梅汝璈法官力传，可惜搞电视剧出身的导演对于单线条叙事的政论电影把握能力欠缺，所谓的的群像戏其实是他无力紧凑应有的叙事张力，听几位知道内情的老师讲一稿的剧本更加糟糕，从中可见我们编剧历史的眼光和在经济大潮里的过于迎合市场的明星化选择。
……
作为中华民国政治史的一部分，我党从题材搁置到有限崭露这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大进步但是，我对所有掌控着国家公器和主流媒体的这些文艺工作者说一句真话，我理解你们的爱国之心和民族主义立场，然而，这样一部在娱乐（副线）和史实（主线）摇摆的电影真的没有必要让中国这些同样不知历史的80一代看，看这样的电影还不如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关于东京审判的纪录片，历史的意义是凝重而严肃的，任何在政治史实类电影里注入不着边际的爱情戏和所谓小人物的戏剧冲突都会无形中削减历史的真实感，本片可以深入的远东法庭人物心理和法庭的戏都被那条副线所牵制，这是令人遗憾的。
在今天的讨论会上，我曾经和上海电影协会的一些专家争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曾志伟演的日本老兵那句“狗日的日本鬼子”是否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宣泄，这种有悖于日本人心态（它甚至不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三国连太郎先生的下跪来得真实可信）却能引起鼓掌的片断其实过于虚幻感，还有作为中国证人出庭的和尚戏也过于戏剧，导演的意图其实非常明确他用和尚这个特殊的亚洲符号去回应当下敏感的靖国神社问题向呼应，然而，那个和尚的叫嚷是苍白的！对于细节，我后文再说！
中国人编剧应该负起历史责任，从《南京大屠杀》（吴子牛版）到《东京审判》（高群书版）都缺乏史诗大片的大气（可以参看《巴顿将军》和《攻克柏林》），而且，“不知什么原因”在这样沉重的历史话题里都如同注水肉一样不合时宜地加上了中国男人和日本女人的“爱情”，这样的选择在这种大题材的影片里不太恰当，它甚至有着妥协和献媚的心理，中国编剧应该明白，不是女人就能带来票房，而是你的电影是否真正触及人性的真相和人类共同道义的呈现！
作为一个已经不惑之年的中国人，我也了然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这正是中国编剧之难题所在，但，当我们选择了责任，我们选择了历史，我们至少应该有《鬼子来了》那样敢于揭示民族性和抗战真相的影片，口碑不是靠党务包场和主流媒体宣传来的。
口碑在每个真正终于国家和人民的中国人心里，历史即便是螺旋型发展的它依旧会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他的人民。
历史的真相不会沉默。
作为中国人对于这部电影的感情非常复杂，毕竟这是我党对于历史真相尺度放宽（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以及和他相关的历史事件）后第一部作品，虽然它有着太多值得探讨的话题和方法论上的改进，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明白东京审判的意义和它背后太多的历史交易！
人民有权知道！在电影宣传的文案上有着这样一句话：每个中国人必看的电影，我看还是暂时必看吧，我们寄希望于这类影片更加深入展现历史和附着在历史里的暗流！
对于电影本身的问题，有时间再说！
感谢上海电影评论学会所有专家的发言，这些发言让我更加了然政治和话语权意义，在回家的车上，我自始至终在考虑是否讲真话，结果是不管怎样，我依旧选择了真话另，今天凌晨贾樟柯导演《三峡好人》得了威尼斯金狮奖。
2006年9月10日 星期日 下午23时32分 扬翼云间 918前夕 寒鸦精舍
东京审判:对中国观众智力的不信任(zz)
来自: http://talk.163.com/06/0911/10/2QNU8DK600301IJO.html
对中国观众智力的不信任——《东京审判》观后
作者：魔鬼教官
即使不是因为被拉去填一分看片评价表而得到免费的机会，我也会对新片《东京审判》好奇地看个究竟。因为我多少对有关东京审判中日双方的观点都看过一点，在今天中日关系再次跌入谷底时，这段历史被第一次在国内正面表现会是怎样。
无论是从我们一般对东京审判这段历史的认识，还是从市场反映来看，这部片子多少都算得是部分成功的。虽然影片主要情节是试图复现法庭审判过程，对今天中国观众的胃口来说，也许会显得冗长，但目前国内对中日关系和历史问题的关心程度，都决定了这部片子绝不可能冷寂。
我把这部电影定位为一种“民族励志”片。因为影片主要表达的几个冲突，都在努力刻画和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一个民族落后，那么它或它的代表者就会在任何国际舞台上被人瞧不起。电影的几个重头戏是中国法官该占据何席次、是否该判处主要战犯死刑上的几个情节上。扮演梅汝璈的香港演员刘松仁，把梅当时因中国国力弱而遭人歧视，以及由此付出的种种巨大努力和内心所受的焦虑、煎熬，都表现得非常到位。这部电影，无疑重在用六十年前梅汝璈遭遇的民族自尊和情感来激励今天的中国人要奋发图强。
把它作为一部朴素的“民族励志”片看待，我以为这种情节主线的设计无可厚非，首先它符合基本历史事实，从梅汝璈的回忆录中不难看出，影片中重点反映的情节都是他的真实经历和感受。其次，它在其他线索上围绕这个目的也做得非常成功。譬如，影片一开始梅汝璈晚上乘坐挂着中华民国国旗的轿车在街头碰到两名失意醉酒的日本旧军人，这两人一边大喊“日本不是被你们支那打败的，而是被美国打败的”，一边用酒瓶子追打轿车，接下来，被这幕场景激怒到极点的中国观众会感觉稍微爽了一把：美国司机跳出来开枪击毙了这两个冒犯大法官的日本酒徒。
也许是制作者实在是担心，如果这部电影只反映法庭争辩，市场恐怕很难接受，于是它在一部民族励志片里加进了毫不相干的中日三角恋：中国记者在法庭上遇见了当年的日本同学，这位也在做记者的日本女同学暗恋着中国男记者，另外一位待业在家的日本男同学暗恋着日本女记者，而且仇恨着给他带来丧兄之痛的中国人。这三个人没事就坐在一起喝闷酒，而且，还要经常和梅汝璈法官在一起。而梅汝璈法官不但要和这几个莫名其妙的家伙搅在一起，还和一位日本酒馆的老板娘成了熟人，这导致了老板娘在为梅汝璈献舞时被人开枪打死——Ｇａｄｓａｖｅｍｅ！死在梅汝璈法官的怀里。
如果一部电影中有位演员的古怪表演能使观众凝视着他发呆，这该是一种灾难。电影《东京审判》的终结者是那位戏分很多的中国记者，他多半时候只会目光呆滞伸着下巴耍酷，话少且绝对的含混不清，有一种努力要从屏幕里挣扎着掉下来的颓废气质。后来经人提醒，原来他是Ｆ４里的朱孝天，难怪中国记者一直长发飘飘呢。当朱孝天在与他的日本同学争辩时，难得地咬着舌尖含混不清地说出一个长句子，那你知道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吗？我的心难过地揪紧了，饶了这可怜的孩子吧，也许他真是第一次知道这些历史名词呢。等到朱的日本男同学嫉妒大作开枪击毙了日本女记者，朱孝天跪在地上摇着女记者的身体哭诉道：呜呜呜，你不要死你不要死好吗？本来被一直被导演营造的悲愤情绪绷得紧紧的观众，终于忍不住一起大笑起来。
呜呜呜，导演，你不要歧视中国人的智力好吗？
前面说了，我一点不反对这部电影“民族励志”的立意。但即使作为“民族励志”片，其中几个场景还是值得商榷。比如，在关于是否要判处几位甲级战犯问题上，梅汝璈法官与其他几位法官的争议。影片安排了一场梅汝璈与那位著名的印度法官帕尔的对白，帕尔陈述他反对死刑的理由，居然是根据佛教的善恶报应和生命轮回观，这使得观众会认为，这场严肃的审判怎么把一个迂腐而不懂得是非观念的佛教徒搞来当法官，简直是在开历史玩笑。而事实上，东京审判的法官中，帕尔是惟一一位在国际法学上拥有权威地位的法官，无论他在东京审判上所持的基本观点我们是否同意，他本人的法学修养是不可采用一种多少带有恶搞的方式来调笑的。
把帕尔法官有意无意地刻画为一个糊涂虫（有几句对白的法国法官可能也会给中国观众留下同样的观感），无助于让中国观众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严肃的审判的印象。事实上，如果我们借鉴美国好莱坞爱国主旋律大片的经验，就不应当采用故意损毁对手智力的办法，展现历史复杂性的一面，不但不妨碍主旋律的表达，反而显得真实可信。帕尔法官之在历史上著名，倒不是反对日本战犯的死刑，而是坚持日本战犯无罪！此人在审判结束后，写了本６０万言的《日本无罪论》，成为很多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今天，日本靖国神社内就有帕尔的石像。
所以我认为，《东京审判》完全应当把中国记者与日本记者的三角恋之类的垃圾删去，而把重点落在东京审判过程的本身，其中包含的复杂冲突，因为中国观众大多数都对此完全陌生，可能会造成巨大的观念冲击——但却是在可以接受之列，并不妨碍“民族励志”，相反，恰当地表现事实本身的深刻和复杂，会使“民族励志”避免只流于浅薄和粗鄙。梅汝璈法官在东京审判期间，面临的挑战和可做“民族励志”之用的经历，远非中国与英国谁该排在第二之类的“国格”之争——这多少是对一个２４岁即留洋拿到法学博士的先辈的专业、智力的侮辱。事实上，东京审判过程中，中国在证明日军在华犯罪时证人证据上的一些遗憾表现，电影中若适当予以表现，对正在逐步接受现代法律观念的中国观众来说，未必不是一种“民族励志”。
如果，要今天的观众从梅汝璈法官身上的经历体验民族曾经的悲楚，那么结尾多少有些坏人终被正义审判的调子就该修改。进入１９４８年，国共决战的最终命运已见分晓，全世界瞩目焦点早不是东京审判，而是东西方冷战的最新角力。东京审判早已准备虎头蛇尾准备潦草收场，甚至当时法官团们都不甚关心审判何时结束。在梅汝璈慷慨激昂地争取把日本战犯送上绞刑架否则自杀以谢国人时，国人关心的早不是日本战犯元凶命运如何，而是自己命运如何。缺少了对这一重要历史背景的铺陈，梅汝璈那一代人命运的历史苦涩便无由地失去了分量。“民族励志”又显得何其浅薄。
也许，这在今天的大环境下可能是对《东京审判》制作者的一种为难，但我没有看到他们在“民族励志”的深刻上做出任何努力和尝试，只看到他们对中国观众智力上的不信任。
对中国观众智力的不信任——《东京审判》观后
作者：魔鬼教官
即使不是因为被拉去填一分看片评价表而得到免费的机会，我也会对新片《东京审判》好奇地看个究竟。因为我多少对有关东京审判中日双方的观点都看过一点，在今天中日关系再次跌入谷底时，这段历史被第一次在国内正面表现会是怎样。
无论是从我们一般对东京审判这段历史的认识，还是从市场反映来看，这部片子多少都算得是部分成功的。虽然影片主要情节是试图复现法庭审判过程，对今天中国观众的胃口来说，也许会显得冗长，但目前国内对中日关系和历史问题的关心程度，都决定了这部片子绝不可能冷寂。
我把这部电影定位为一种“民族励志”片。因为影片主要表达的几个冲突，都在努力刻画和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一个民族落后，那么它或它的代表者就会在任何国际舞台上被人瞧不起。电影的几个重头戏是中国法官该占据何席次、是否该判处主要战犯死刑上的几个情节上。扮演梅汝璈的香港演员刘松仁，把梅当时因中国国力弱而遭人歧视，以及由此付出的种种巨大努力和内心所受的焦虑、煎熬，都表现得非常到位。这部电影，无疑重在用六十年前梅汝璈遭遇的民族自尊和情感来激励今天的中国人要奋发图强。
把它作为一部朴素的“民族励志”片看待，我以为这种情节主线的设计无可厚非，首先它符合基本历史事实，从梅汝璈的回忆录中不难看出，影片中重点反映的情节都是他的真实经历和感受。其次，它在其他线索上围绕这个目的也做得非常成功。譬如，影片一开始梅汝璈晚上乘坐挂着中华民国国旗的轿车在街头碰到两名失意醉酒的日本旧军人，这两人一边大喊“日本不是被你们支那打败的，而是被美国打败的”，一边用酒瓶子追打轿车，接下来，被这幕场景激怒到极点的中国观众会感觉稍微爽了一把：美国司机跳出来开枪击毙了这两个冒犯大法官的日本酒徒。
也许是制作者实在是担心，如果这部电影只反映法庭争辩，市场恐怕很难接受，于是它在一部民族励志片里加进了毫不相干的中日三角恋：中国记者在法庭上遇见了当年的日本同学，这位也在做记者的日本女同学暗恋着中国男记者，另外一位待业在家的日本男同学暗恋着日本女记者，而且仇恨着给他带来丧兄之痛的中国人。这三个人没事就坐在一起喝闷酒，而且，还要经常和梅汝璈法官在一起。而梅汝璈法官不但要和这几个莫名其妙的家伙搅在一起，还和一位日本酒馆的老板娘成了熟人，这导致了老板娘在为梅汝璈献舞时被人开枪打死——Ｇａｄｓａｖｅｍｅ！死在梅汝璈法官的怀里。
如果一部电影中有位演员的古怪表演能使观众凝视着他发呆，这该是一种灾难。电影《东京审判》的终结者是那位戏分很多的中国记者，他多半时候只会目光呆滞伸着下巴耍酷，话少且绝对的含混不清，有一种努力要从屏幕里挣扎着掉下来的颓废气质。后来经人提醒，原来他是Ｆ４里的朱孝天，难怪中国记者一直长发飘飘呢。当朱孝天在与他的日本同学争辩时，难得地咬着舌尖含混不清地说出一个长句子，那你知道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吗？我的心难过地揪紧了，饶了这可怜的孩子吧，也许他真是第一次知道这些历史名词呢。等到朱的日本男同学嫉妒大作开枪击毙了日本女记者，朱孝天跪在地上摇着女记者的身体哭诉道：呜呜呜，你不要死你不要死好吗？本来被一直被导演营造的悲愤情绪绷得紧紧的观众，终于忍不住一起大笑起来。
呜呜呜，导演，你不要歧视中国人的智力好吗？
前面说了，我一点不反对这部电影“民族励志”的立意。但即使作为“民族励志”片，其中几个场景还是值得商榷。比如，在关于是否要判处几位甲级战犯问题上，梅汝璈法官与其他几位法官的争议。影片安排了一场梅汝璈与那位著名的印度法官帕尔的对白，帕尔陈述他反对死刑的理由，居然是根据佛教的善恶报应和生命轮回观，这使得观众会认为，这场严肃的审判怎么把一个迂腐而不懂得是非观念的佛教徒搞来当法官，简直是在开历史玩笑。而事实上，东京审判的法官中，帕尔是惟一一位在国际法学上拥有权威地位的法官，无论他在东京审判上所持的基本观点我们是否同意，他本人的法学修养是不可采用一种多少带有恶搞的方式来调笑的。
把帕尔法官有意无意地刻画为一个糊涂虫（有几句对白的法国法官可能也会给中国观众留下同样的观感），无助于让中国观众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严肃的审判的印象。事实上，如果我们借鉴美国好莱坞爱国主旋律大片的经验，就不应当采用故意损毁对手智力的办法，展现历史复杂性的一面，不但不妨碍主旋律的表达，反而显得真实可信。帕尔法官之在历史上著名，倒不是反对日本战犯的死刑，而是坚持日本战犯无罪！此人在审判结束后，写了本６０万言的《日本无罪论》，成为很多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今天，日本靖国神社内就有帕尔的石像。
所以我认为，《东京审判》完全应当把中国记者与日本记者的三角恋之类的垃圾删去，而把重点落在东京审判过程的本身，其中包含的复杂冲突，因为中国观众大多数都对此完全陌生，可能会造成巨大的观念冲击——但却是在可以接受之列，并不妨碍“民族励志”，相反，恰当地表现事实本身的深刻和复杂，会使“民族励志”避免只流于浅薄和粗鄙。梅汝璈法官在东京审判期间，面临的挑战和可做“民族励志”之用的经历，远非中国与英国谁该排在第二之类的“国格”之争——这多少是对一个２４岁即留洋拿到法学博士的先辈的专业、智力的侮辱。事实上，东京审判过程中，中国在证明日军在华犯罪时证人证据上的一些遗憾表现，电影中若适当予以表现，对正在逐步接受现代法律观念的中国观众来说，未必不是一种“民族励志”。
如果，要今天的观众从梅汝璈法官身上的经历体验民族曾经的悲楚，那么结尾多少有些坏人终被正义审判的调子就该修改。进入１９４８年，国共决战的最终命运已见分晓，全世界瞩目焦点早不是东京审判，而是东西方冷战的最新角力。东京审判早已准备虎头蛇尾准备潦草收场，甚至当时法官团们都不甚关心审判何时结束。在梅汝璈慷慨激昂地争取把日本战犯送上绞刑架否则自杀以谢国人时，国人关心的早不是日本战犯元凶命运如何，而是自己命运如何。缺少了对这一重要历史背景的铺陈，梅汝璈那一代人命运的历史苦涩便无由地失去了分量。“民族励志”又显得何其浅薄。
也许，这在今天的大环境下可能是对《东京审判》制作者的一种为难，但我没有看到他们在“民族励志”的深刻上做出任何努力和尝试，只看到他们对中国观众智力上的不信任。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