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错错错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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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纳、柏林、威尼斯电影节是当今世界影坛最负盛名的三大电影节。随着影像艺术的不断变迁，经历数十年的漫长发展，三大电影节慢慢成长、成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引得无数“影坛豪杰竞折腰”，以获金狮、金熊、金棕榈为荣耀。贾樟柯执导的《三峡好人》勇摘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使这部之前不为人关注的影片成为时下的热点话题，褒者有之，贬者有之，欢呼者有之，冷漠者亦有之。但是，不论“仁者”还是“智者”，对于该片该事都有些许意料之外的惊异：有多少人真正预料到贾樟柯会亲吻“金狮”呢？这座“金狮”对于中国电影和贾樟柯个人又有哪些意义呢？
一、代际传承：“第六代”接班能力的显现
就中国电影的发展而言，“代际传承”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显性话题。自张元的《妈妈》起始，“第六代”浮出水平已是十六载，肩担着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重责，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的代言人。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五代”以《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和《红高粱》等开山之作横空出世，在国内无发行之忧，在国外亦获广泛好评，《红高粱》一举斩获柏林“金熊”大奖，让西方世界第一次认识到中国内地“有电影”。相比之下，“第六代”无疑是命运多桀，长期处于主流的边缘地带，大多遭到被禁，故被西方人士称为“地下电影”。直到2003年底才集体走上“地面”，《青红》、《世界》诸片出现在中国影院的大屏幕上。尽管 “第六代”坚持着自己的创作理念与阵地，但其作品并没有摆脱为大众所漠视的遭际。与此同时，“第五代”开创了武侠视听奇观的中国式大片之路，引领着中国电影市场的风潮，成为中国影坛十足的主宰者。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第六代”长期的艰难生存境地也缘于没有留下一批“标志性”佳作。“田凯谋”这些前辈们在电影生涯的第一个十年内，留下了《蓝风筝》、《霸王别姬》和《活着》等格局宏大、思想深厚的史诗巨作，正是这些影片使他们摆脱了《盗马贼》、《黄土地》和《红高粱》所形成的“另类”形象，一举奠定主流导演的地位。“第六代”的第一个十五年留下的多是先锋、另类、前卫的“别致手法”，是单一甚至重复的表现题材。这使得他们很难进入百姓的“大堂正席”，更让让我们滋生一种内心的无奈，发出“冷眼看《世界》，热赞贾樟柯”的感慨。
近年来，国内市场的冷淡反映和国外电影节的屡屡受挫，让这群中国电影的接班人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能否从”第五代”手中接过中国电影发展的大旗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三峡好人》在威尼斯勇挫群片的壮举证明了“第六代”作为接班人的潜力与资质。只要付出诚意、行动起来，他们完全有能力实现中国电影的“抢班夺权”。
二、走出阴影：“第六代”开拓空间的契机
在内地的审查制度下，独立制片方式下边缘题材的影片往往难以通过政府审核，致使拷贝无法卖出、影院无权上映、成本不易回收。重压下的“第六代”以张元为“先锋”走上一条“墙外开花墙内香”的生存道路。《妈妈》未经官方许可私自参赛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并获得评委会奖和公众大奖，《儿子》获得了荷兰鹿特丹电影节金虎奖，《东宫西宫》获得了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奖，《过年回家》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赢得了国外电影界的高度关注。这种“先外后内”的模式为其他“第六代”导演所模仿，很多的“地下电影”在国外大小小的电影节斩获奖项，其中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被BBC评为电影诞生以来的百部佳片之一，也是惟一入选的中国影片。《肓井》、《十七岁的单车》、《安阳婴儿》、《苏州河》等片受到各大电影节的青睐。尽管这些影片国内无缘公映，却在客观上给中国电影带来了新的血液与生机，扩展了中国电影的文化版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发展的种种可能。
在这一打一打的奖项背后，“第六代”事实上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他们的作品没有一部产生过热烈的市场反映，也没有一部被公众广泛认可，没有一位导演进入当代电影的一线阵容；在欧洲三大国际A级电影节上，“第六代”从末染指“一等大奖”。所以不少人认为他们浪得虚名，不过尔尔，并无真材实料。若以A 级电影节的奖项为评判标准（当然这个标准并不准确与唯一），“第六代”在前辈面前多少显得暗淡无光。1993年，已经退到“后台”的谢飞老当益壮，执导的《香女魂》拿下柏林“金熊”大奖。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不仅斩获戛纳“金棕榈”，也赢得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的殊荣。张艺谋自《红高粱》后便是三大电影节的常客，多次殊获大奖，欧洲评论界曾在《秋菊打官司》带来的惊喜、喝彩中盛赞是张艺谋拯救了威尼斯电影节。正是这些大奖的肯定，让“第五代”积攒了足够的名气与信誉，换得更多的尝试机会和创作空间。
《三峡好人》摘得“金狮”破除了“第六代”在前辈们面前的尴尬，而且“第六代”依然年轻，年轻就蕴含着可能，意味着希望。谁能说“第六代”在未来的国际A级电影节留不下熠熠的光环呢？《三峡好人》只是一个起点，是“第六代”获得更多生存机会与空间的一个起点。
三、艺术操守：贾樟柯成功之道的内核
贾樟柯是最能代表“第六代”的导演之一。1997年，他以首部长片《小武》闪亮登场，成为倍受国际电影界关注的“新星”。《小武》获得第48届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大奖、最佳亚洲电影，第17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龙虎奖，第3届斧山国际电影节潮流奖，第20届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比利时电影资料馆1998年黄金时代奖，第41届旧金山国际电影节SKYY奖。从《小武》到《世界》，贾樟柯的电影在国际影坛各个影展屡有所斩获，他本人也被德国著名电影评论家乌利希.格雷戈尔誉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贾樟柯何以受国际电影界的高度赞誉？一是他创作上追求的表达自由，游离于体制之外的 “好处”是拥有寻找更大的自由表达空间的权利。二是他的镜头始终关注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艺术操守。
《小武》可以看作是一部青春电影，看似堕落、邪恶、迷茫、无意义，却实实在在地表达了某些社会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影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阿Q式的小偷形象，让他对友情、爱情、亲情的渴望和愿望的破灭击中观众的心灵，痛楚、沉重、感怀、思考。小武演绎的是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的艰难以及边缘个体的孤独无助。在影片中贾樟柯采用一种近乎“还原”生活的“客观”叙述方式，呈现生活的“原始状态”。《站台》是《小武》的延伸，《站台》的结局也可看作是《小武》的开始。这部长达193分钟的影片，记述着1980至1990年整整十年的历史，它以舒缓的节奏将那个时代年青人的生活静静道来。在四个青年成长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充满激情与动荡的社会变迁，青年们的漂泊青春与情感故事折射着小人物成长的无奈与生存的苍白。《任逍遥》作为“故乡三部曲”的收尾之作，贾樟柯将主人公定为更为年轻的一代，他们无所事事，成天唱着“英雄不怕出身太淡薄”，到处闲荡，在打架、泡妞中打法时光，那种迷茫、颓废、萎顿的生存气息让我一度想到《猜火车》和《无因的反叛》，有所不同的是，后者给人如阳光般灿烂的结局，前者却在冷静的镜头中走向绝望，渗透出一股洞穿心灵的感染力。
《世界》是贾樟柯进入体制的首部电影，公映之前很多人担心的迷失与变节并没有出现。从《世界》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贾樟柯对艺术操守的执着坚持和对表达形式的适度变革。《世界》的镜头虽然伸进了首都北京城，讲述的依然是山西汾阳青年的故事。影片以赵小桃和成太生的情感为主线，采用“章回式”的叙事手法组织相互交替的多重人物关系，不论是“二姑娘”的意外身亡，还是主人公的悲剧收场，贾樟柯要告诉我们的依旧是底层百姓的卑微，是命运的不公与人生的残酷。
一份汗水，一份收获。贾樟柯的努力与坚持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得到认可，一座“金狮”包含着十年创作的不尽艰辛。对于内地观众而言，《三峡好人》仍是一个盖着面纱的艺术成品，但从已有报道与故事梗概来看，它无疑是贾樟柯独特“影像世界”的一个发展节点，让我们铭记与体悟的还将是那种洞穿灵魂的艺术魅力。
四、理性评价：国产艺术电影的胜利
当“贾樟柯”、“《三峡好人》”、“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三个词汇联接在一起时，某些“电影愤青”们便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进而大放撅词：这种影片也获奖，中国电影岂能有希望！面对如是的言论，或是客气地说一声：请慎言。或是不客气地道一句：请闭上你的臭嘴。
持有如是言词的“电影愤青”们大多视好莱坞商业电影为最爱，习惯于拿票房当令箭，执一种“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偏执心态，把片面的一已之见当作为衡量电影的唯一标准，往往在一部国产电影尚末亮相于众之前（或末观看之前）就以成见判以“死刑”。这类“电影愤青”看似高高在上、自命不凡、唯我独尊，实事上是拿无知当性格。他们以为好莱坞单靠视听技术占据世界影坛龙头老大的地位，却不知好莱坞是个“系统的天才”，是吸纳电影天才的“摇篮”。在这个“摇篮” 里查理.卓别林、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约翰.福特、大卫.里恩、弗兰克.卡普拉、奥逊.威尔斯、威廉.惠勒、霍华德.霍克斯、乔治.斯蒂文森等等一大批天才添砖增瓦，方成就美国电影的世纪繁荣；“电影愤青”们热衷于挥动着《真实的谎言》、《终结者II》、《星球大战》等“商业大棒”打击国产艺术电影，殊不知技术在不断创新中会日渐过时，商业电影总有一个“保质期”，优秀艺术电影却没有任何的“保鲜期”。当我们今日在《卡萨布兰卡》、《西北偏北》、《巨人》、《青山翠谷》中寻找同感共鸣时，还有多少人会去观看1933年版的《金刚》？又有多少人会在观完《特洛伊》之后去看《木马屠城记》呢？俗话说的好：萝卜青菜各有所鲜。商业电影能带来视听的快感，艺术电影也具细品的美味。开宝马名车的贵族有着自己的幸福，街边骑自行车的平民自有他们的乐趣，食美味饮良酒者若是往吃杂浆面的人踠里吐口水那就失去了起码的良知，理应遭到世人的唾弃。
“电影愤青”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习惯于将一部获得国外大奖的国产电影判定为是创作者对于西方评委和观众的一味迎合，是导演将中国的“丑恶”、“低俗”的一面“出卖”给西方观众。这种陋习自《红高粱》起已延续二十余年，但凡获得大奖的影片无一不遭到这种恶习的批判与迫害。“电影愤青”们不去分析国产电影的本土需要和本土价值，把国际化趋势看作电影发展的指南，但当《英雄》、《无极》这些国际化的产物诞生后又是骂声一片。我们不妨试问“电影愤青”们：什么样的电影才是没有迎合西方的影像呢？国产电影获奖，为什么不能认为是中国电影取得发展、受到关注呢？事实上，这种恶习来源于一种“小中国情结”，一种怕中国人被人瞧不起的心态，一种不敢承认中国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的弱势焦虑。这种焦虑的心态最终化为崇洋媚外和对国产电影的敌视。
电影作为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影像化还原与保留。电影大师黑泽民说：“电影很像一个容器，它可以把人生中的各种滋味都容纳其中，将那些本来游离在电影之外的生命最初的唏嘘、欢笑、感动和痛楚都具体地展现出来，让所有人分享。”贾樟柯的电影总是承担着这种“容器”的职责，记录着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某个阶层的点点点滴滴，让观看者分享着他人生活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难道这也展现了中国“丑陋”的一面吗？难道这也背离了艺术的宗旨吗？
《三峡好人》力夺“金狮”，既是贾樟柯个人的胜利，也是国产艺术电影的胜利，必将激发有志于艺术电影的影人的创作激情。然而，在艺术与商业的“楚河汉界”上，有志于商业电影的电影人完全没有必要向贾樟柯及其影像看齐，宁浩与《疯狂的石头》倒不失为一个学习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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